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的文化因素的生长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其中，皇权政治的疲软、士庶对立及寺院地主经济的形成与发展，都与此关系甚大。至于农耕分界线的南移和民族共同体的重新熔铸，则是胡汉两种文化冲突与融汇交流过程中的必然结果。

一、君权不振与士庶对立

随着儒学式微、玄风播扬和士族中重家轻国观念的泛滥，皇权政治从西晋时期起开始出现疲软的趋势。西晋灭亡后，司马氏在江南能够重建政权，完全依靠的是侨、土高门士族的支持和一部分流民帅的军事力量。东晋建国伊始，高门大族凌驾于皇权之上形成所谓“共天下”的格局，以后，王、庾、桓、谢等氏相继通过掌握扬州朝政或荆州地方权力牢牢地控制了司马氏皇权。皇帝大多数情况下是士族的玩偶，且不说对朝臣的升迁、藩镇的调配没有多少发言权，就是对自己身下的“御榻”也有朝不保夕之虑。晋元帝和简文帝都一再向王敦、桓温表示要让位“以避贤路”。当然东晋门阀政治的主要基础是士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然而其文化背景和观念变迁的作用也不应该轻视。当时，每个大族成员对皇帝，或维护或对抗，无不是为家族门户计。王敦最初不欲立司马睿，是担心“年长难制”。待造反克建康后，他就明确对王导讲：“不用吾言，几至覆族。”王彬拒绝参与王敦之乱，同样是害怕“祸及门户”。就连王敦临终时也对心腹讲：“我死之后，莫若释兵散众，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上计也。”[40]除来自北方胡人的外患外，各家族之间的权力之争能否保持相对平衡，成为决定东晋政局稳定还是动乱，乃至动乱激烈程度的重要因素。南朝时期君主的权力虽然开始回归，但是处于衰弱中的士族仍有一定的力量。而且正是由于已经走下坡路，士族中的重家轻国思想反而比以前更加强烈。他们经常摆出一副“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的架子，尽其所能地给皇帝出难题。也正是由于他们积极参与劝进、禅代、授玺等政权转移活动，才使得南方王朝改旗易帜来得那么顺利和频繁。

在士族群体中盛行的家族至上观念，对上表现为重家轻国，对下则是强调士庶之别，使等级制度进一步严格化。士庶不婚、不相交接，不仅东晋如此，到南朝时仍没有改变。当时，“虽比屋邻居，至于士庶之际，实自天隔”[41]。庶人被士人看作“非类”。“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草芥，曾不以之为伍。”[42]《南史》记载了很多庶族出身的官吏到同僚的士人家里做客，受到侮辱的事例，甚至连皇亲国戚也不例外。至于士庶通婚，更属大逆不道，不但要将士人驱出流伍，而且还要“寘以明科”，给以惩办。士人的尊贵，使得庶人仰慕不已。他们寻找各种机会，企图挤入士流。有人打着皇帝的旗号恳请名士认可，有人通过篡改籍注诈冒士人，有人尝试以厚礼与士人联姻，但是这些途径都很难达到目的。

总之，在东晋南朝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渗透着南方士人文化观的影响，只是表现程度不同而已，不过在北方，情况迥异。士人虽然也重家，但是绝不敢轻国。其原因，一是皇权的强大，士族处于附庸的地位；二是传统儒学的影响比较有力，士人观念相对保守，远不如南方风流潇洒。时人进行对比，将此概括为：“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而百年一主。”[43]倒也十分贴切。

二、“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