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事先就想好了，为了能将学生更好地“带入”影片，引发真实的感受和更多的思考，我会在电影播放中，让学生也像电影中的孩子一样，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也很好奇，中国的大学生的选择，会不会和电影中的日本孩子的选择不同呢？
我剪辑好了《小猪教室》的片段，在播放到离毕业还有149天，小P的命运第一次被拿到班级讨论时，我按下了STOP键，发给每个学生一张纸条，请他们写下“如果你是这个班的学生，你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并让他们注明自己的性别，以及是否有养宠物的经历。我想看看性别和有无养宠物的经历是否会影响到选择。
由于“样本”太小，且北师大女生的比例超高，所以我无从辨别“性别”与“养宠物经历”是否对学生的选择有影响，不过，中国大学生的选择和日本小学生相比，真是有所不同。在电影中，26个日本小学生一半选择让小P活下去，一半选择让它死去。但在我的课堂上，两轮80个学生，65人选择让它活下去，14人选择让它死去，1个人说“无所谓”。
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这是大学生与小学生的差别，还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差别？限于课程时间有限，我们在课堂上并未对此深究，却有同学从教育模式和文化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同学认为，《小猪教室》体现了日本的教育模式——即使美好的事物也要死亡，要勇敢面对。也有同学认为，这部电影反映出了日本文化和日本人“得不到的东西就要毁灭”的价值观，并在课后将自己的观点写成了文章。
能将思考延续到课后，正是我所期待的。学生从教育模式和文化差异提出自己的观点，拓宽了思维的角度。从提出观点，到学会论证自己的观点，到与不同的观点碰撞，在我看来就如同开辟了一个新的学习窗口，学习过程真正发生了。所以，每当学生在课后自发地写文章时，我都会兴高采烈地把它们编辑起来，有时也会写上一点我的想法，再把它们发给所有学生。生死学的学习，就这样洞穿了教室的墙壁，而进入了更广阔的空间，进入了思想之海。
在课堂上，我也请大学生阐述了自己选择的理由。在第四轮课上，袁宇飞同学记录了我们的讨论过程：
“黑板上就是大家关于是否吃掉小P的意见，我们班上有人同意吃掉小P，又有人不想吃掉它。这个选择没有对错之分。有没有人愿意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陆老师说。
后排一个穿着淡粉色衣服的女生站了起来，可以看出她的眼睛还有一些红：“我认为不应该吃掉小P。因为当学生们为它起了名字的时候，它就不是一只普通的猪了，而是变成了他们的朋友，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朋友。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吃掉小P。”
是啊，“名字”让这只普通的小猪变成了一只特殊的小猪，当孩子们呼唤它的名字时，就是认同的开始、情感的开始，也应该是负责的开始，当然不能再把它吃掉！
“可是小P的存在已经给这个学校的其他老师、同学带来了麻烦。如果学生们毕业了，谁来照顾它？交给三年级的孩子吗？我觉得小P已经很大了，三年级的孩子没有办法照顾它。”前排的一个男生站起来说。
陆老师补充着问道：“不想吃掉小P的同学可以想一想，应该怎么处理小P呢？”（作为老师，我想推动学生去思考，在“不吃”这个决定后面，还需要承担哪些责任。——陆晓娅）
“让老师把它带回家。”
“把它送去动物园。”
“交给学校的其他能照顾它的班级。”
大家七嘴八舌讨论着，可总觉得没有一个可行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