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很多西方的学者，他们对科举的评价都很高，还有人认为比“四大发明”还要伟大，比如，有人就说“可以明确地说，这是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说超过了物质文明中的“四大发明”。我就不再详细讲了。
总之，对科举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我讲的大部分都是可以量化的，大部分政治家是科举出身，就是从隋唐到明清，皇帝当然不能算啦，其他的，你去看从宰相到部级领导，到地市级领导，都是这样子的。对一个与1300多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几乎所有地区和绝大多数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科举制度被废止100多年后，我们不应该仅将其作为批判的靶子继续敲打，而应对科举文化进行全面的清理研究。
（展示图片）第三，谈一下科举与高考。过去科举是这样（正襟危坐），现在高考是这样（趴在书桌上睡着了），说明高考很苦，难怪我们说现在高考存在很多问题。现在人要参加高考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大的负担，我们现在读研究生好多了，当然做博士论文也是很苦的，我和学生讲，如果谁要减肥，就做博士论文。（笑声）
中国高考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土壤。目前高考改革遇到一系列的两难问题，而要认识高考改革中一些带有根本性和规律性的问题，如统一高考制度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等问题，都必须将其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才能看得更为清晰。这是一个过程，不能就事论事。
现代高考与古代科举有许多共同之处。我前几年还应香港卫视中文台的邀请到北大百年讲堂录制了一个节目，题目叫《从古代科举到当今高考》，就比较这两个考试制度，当然也谈一些高考的问题。现代高考与古代科举有许多共同之处，有些甚至是惊人地相似，两者都是竞争性的选拔考试，这个我想不必详细讲，大家很容易就能明白的，它是竞争性的、选拔性的，而且是政府举办的。
那么为什么要研究科举呢？因为两者之间是可以借鉴的，高考可以从科举中借鉴，不管是经验也好、教训也好，可以吸取，可以借鉴。一是了解考试历史；二是掌握考试规律；三是提高理论素养，最关键的是还可以服务考试现实。
（展示图片）我举一个例子，2007年9月，在澳门举办了一个“教育名家讲座系列”，这次讲的题目叫“教育改革与科举文化”，请的是一个是香港大学的原来的副校长程介明（音译），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台湾师范大学原来的系主任周愚文（音译），请了我们三个人做讲座。当时这个题目不是我起的，是程介明教授起的，我说你怎么会想到讲这个内容，在澳门教育局讲这个内容，程教授说他每次到台湾去，在台湾每次谈来谈去和我们大陆一样，就是这个应试问题，考试指导教学，或者是高考指挥棒的问题非常明显，就是说科举文化还深深地制约着现在的教育改革，他觉得很值得来探讨这个问题，所以澳门大学教育学院的院长要请他来做一次讲座，他就觉得谈这个最好。他不是研究科举的，可是他要谈这个，大家可以想到科举与我们现代的教育改革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它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为我们现代提供借鉴与参考。
第一个关于考试存废利弊之争，历史上有6次有关科举存废之争都发生在帝制时代最高决策层，就是到总理级、皇帝级、国家主席这个层次，各个部委都参加了，而且从宋代到清代，很多人谈论的言论都差不多，和我们现在谈论的都差不多，就是“德”和“才”怎么权衡的问题，考试利弊得失怎么样，到底要不要考试这样的问题，跟我们今天谈论的问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个我想不必详细讲，现在我们高考存废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这个争论古今如出一辙，古今很多方面真的是惊人地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