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之运，与国之运密不可分。
一部培英史，就是一扇展示广州史乃至中国史的窗口。培英中学变迁发展的身影，无不深深印上时代的烙印，无不处处反映国家的命运。
一百多年筚路蓝缕的历程，有太多的故事，有太多的曲折，有太多的艰辛，也有太多的喜悦和感动。
（一）薪火相传，不知其尽
民国初年，广东战事不断，政局动**不安。
那夏礼博士的离世，对培英乃至广州教育都是一个重大损失。根据那夏礼博士的遗愿，在培英广大师生的拥护下，那夏礼博士的长子那威林先生子承父业，接任校长。
那威林先生接任校长时，他的姑姑，真光书院的校长那夏理女士仍在位。从1872年至1917年，整整45年，那夏理女士一直是真光书院的校长。
那威林先生生于美国，成长于广州，对中国，对广州，对培英有深厚的感情。那威林先生担任培英第二任校长后，在风雨飘摇的时代浪潮中，掌舵培英前行了6年。在6年校长任期上，他扩大了学校面积和办学规模。那威林校长本是希望像他的父亲和姑姑一样，为学校的发展奉献一生，但他突然收到一个消息——教会学校的教权一律收回教会。1919年，那威林先生接到美国教会新的指令后，依依不舍地卸任培英校长。那威林先生返回北美后，曾出任加拿大华人教会总巡。
后来，据那威林先生的儿子、出生于花地的诺亨利回忆，那威林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回到美国，直到晚年仍常常跟家人诉说他明明是中国人，却不能留在中国继续办学，感到无比遗憾。
那威林先生卸任的当年，美国教会与其他西差会接管培英，委任关恩佐先生主持校政，并将培英书院更名为“协和中学”。关恩佐先生不是牧师，但他曾留学美国，美国教会及西差会都与他较熟。关恩佐先生是培英的首任华人校长，也是培英的首位非牧师校长。在当年学生的印象里，关校长博学多才，仪表非凡，平时严肃，擅长辞令，言简而意赅，最注重守时与效率。他在任时，花地听松园已日久残破。政府拨出白蚬岗一幅地块迁校，但不能拨款。关恩佐校长远赴北美筹款，可惜未如理想，迁校落空。
1926年秋，西差会将学校移交中华基督教广东分会全权办理，继续沿用协和中学校名。中华基督教广东分会在其分会的牧师中挑选富有管理经验的谭沃心先生任校务委员会主席。谭沃心先生在中华基督教广东分会中担任了职务，他较少来学校，很多具体工作由校务委员会其他委员负责。
1927年，广东省教育厅正式批准培英中学备案，选任原校务委员会委员之一的叶启芳为校长。
经广东省教育厅批准备案后，培英中学借广州城市发展的东风，步入又一个发展黄金期。
20世纪20年代末，陈济棠主持粤政。陈济棠是一位颇有头脑的军人，重视地方建设。当时，第一次粤桂战争刚刚结束，国民政府已经从广州迁往武汉，广州的政治军事地位逐渐下降，广州百废待兴。
广州在陈济棠时期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陈济棠政府制定了以发展广东经济为核心的《广东三年施政计划》及实施细则。陈济棠尤其重视广州的发展，他说，“广州是革命策源地，中外观瞻所系”，因此，“办理广州市政，不独为全省政治的模范，而且应进而建立全国的模范”。施政计划正式启动后，广州经济持续攀升，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当时外地游客这样由衷地惊赞：“常叹广州近年物质之进步，盖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颇足眩人耳目。”
教育随着广州经济社会发展而进步。培英中学的第一家分校应运而生。
当时，培英中学面临着办学规模和能力局限与社会需求过旺的矛盾。校长叶启芳鉴于学生日益增多，校舍已难以容纳，且位于广州芳村花地的学校与广州城区更有一江之隔，低年级学生到校路途过于遥远，不甚安全，为此在广州城西增设了培英中学的第一家分校——“广州培英中学西关分校”。分校招收初中一年级新生，并增设小学部。
（二）鹤洞扎根，分校四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