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批评的基础
德莱顿
■导读
德莱顿（JohnDryden，1631—1700），17世纪后期英国最重要的诗人，写过30部作品，文学成就为当时之冠，文学史家将其所处时期称为“德莱顿时代”。德莱顿生于北安普敦郡的一个清教徒家庭。1644年入伦敦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学校，1650年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654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659年，为纪念克伦威尔的文集写了一组“英雄诗”，引起文坛重视。1663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668年，被封为“桂冠诗人”，两年后被任为皇家史官。
1663年，德莱顿以处女作喜剧《疯狂的豪侠》（TheWildGallant）加入一小剧团。在《印度皇后》（TheIndianQueen）和《印度皇帝》（TheIndianEmperour）两部英雄悲剧中，他逐渐发展了爱情与荣誉相互冲突的主题。这样的主题在《格拉纳达的征服》（TheConquestofGranada，1672）中达到顶点并且大获成功。1675年11月上演的《奥伦－蔡比》（Aureng-Zebe）放弃了押韵对句，改用无韵体。1677年，德莱顿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创作了《一切为了爱》（AllforLove），连同此前和此后他对莎士比亚另外两部戏剧《暴风雨》和《特罗勒斯和克雷西达》的改编，标志着他进入了新古典主义的创作期。剧作符合“三一律”的成规，结构严谨，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密切关联。德莱顿的文艺批评论著主要有《论戏剧诗》（1668）和《悲剧批评的基础》（1679）。前者是德莱顿以四位作家自由漫谈的形式发表对诗歌和戏剧的评论，语言生动活泼、内容丰富，见解精辟，作者因此被约翰逊博士誉为“英国文艺批评之父”。
《悲剧批评的基础》是德莱顿为改编的剧本《特罗勒斯和克雷西达》写的序言，集中体现了他的悲剧观。此文创作于1679年，与法国古典主义的鼎盛时期有几年之隔。这几年见证了古典主义戏剧理论越过英吉利海峡，被译介到英国的历程。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布瓦洛的《诗的艺术》、拉宾的《论亚理斯多德的诗学》以及布苏的《论史诗》，都对德莱顿的悲剧理论产生过重要影响。
文章一开始就引用了亚理斯多德对悲剧的定义，即“悲剧是一个完整的、伟大的、可能的行为的模仿”。这首先表明了作者古典主义的立场，但他同时也坦言省略了自认为亚氏定义中不必要的部分。对照二人的论述，我们发现，正是省略了“不必要的部分”，德莱顿才能够放开手脚论述自己的观点。当然，在此之前，他还是循规蹈矩地对定义中的几个修饰语做了简单的说明。他指出，悲剧的行动必须是单一的，绝不能是一个人的生平史；其次，悲剧的行动必须是井然有序的，也就是说，有一个自然的开始，一个中场和一个结尾；再次，悲剧表现的必须是伟大人物的行动，因为只有伟大人物的悲惨命运才能引起并净化观众的恐怖和怜悯之情。在德莱顿的复述中，恐怖和怜悯是**（passion）的两个特例。亚理斯多德的原文没有“**”之类的说法，而德莱顿不露声色地添加了这个概念，为后来发展一种新的悲剧目的论埋下了伏笔。很显然，人类的感情是复杂的、多侧面的，恐怖和怜悯不能独占悲剧这种崇高的艺术形式所能带给我们的审美感受。
德莱顿认为，一切诗歌的总目标就是“寓教于乐”（toinstructdelightfully），悲剧也不例外。这就是他的悲剧目的论。相比这最终的快乐，恐怖和怜悯倒像是悲剧的副产品。我们在恐怖和怜悯之中关心伟大人物的命运，“并从关心得到乐趣”。对于德莱顿来说，恐怖和怜悯属于负面情绪，是需要清除的；只有在正面的快乐情绪中，人们才能受到教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