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德国的蔡元培于10月13日阅报得知革命军克复武昌、汉阳的消息，此前他一直和海内外的革命党人保持联系，可是直到10月底收到的来函，才谈及武昌之事。11月5日，在同人的劝说下，蔡元培“决计回国一次”[31]。可见这时蔡元培并没有指望革命能够一举而成。他于13日从柏林出发，28日抵达上海，随即在上海、南京间频繁往来，进行活动。
七月廿五日（9月17日），黄炎培阅报得知四川省城不守。八月廿二日（10月13日），获悉两天前革命党起义于武昌。三天后，原定宪友会江苏支部开成立会，因武汉事暂缓。当晚，赴赵凤昌之约，商量时局前途之对付方法。[32]次日，黄炎培即前往苏州、无锡等地，与张謇、汤化龙、沈恩孚、蒋炳章、雷奋、杨廷栋等商议时局对付法。张謇日前有事前往武汉，八月廿日（10月10日）刚好赶上武昌起事。不过当天他按照预定行程离开武汉，到安庆时才知道武昌失守。回到南京，张謇接连会见将军督抚，要求合力援鄂，奏请速定宪法。而总督张人骏反对援鄂，但求自保。张謇随即与雷奋、杨廷栋等至苏州，见苏抚程德全，为其草奏请速定宪法，开国会。[33]
局势变化之快，出乎张謇等人的意料，尽管他们不断加快应变的步伐，还是跟不上变化的速度与节奏。八月廿九日（10月20日），张謇电促黄炎培等赴宁。次日，黄炎培和沈恩孚、杨廷栋赶到南京，商议谘议局致内阁电稿。[34]结果谘议局不足开会人数，还来不及正式开会商议，上海已经光复。紧接着苏浙相继宣布独立。黄炎培本来作为苏省第五届会议推举的赴苏代表谋求自保，抵达苏州时得知当日苏省已经独立，遂为程德全草拟了民政司办事细则。后又接办民政司事，并正式接受委任为民政司总务科长兼学务科长，参与江苏临时议会。他两度在上海拜访从德国归来的蔡元培，均不遇，又参与商议都督府官制。1911年的最后一夜，黄炎培和俞子夷、杨保恒、沈恩孚等商定学校系统，算是为新时代的来临做准备了。
张謇的情况有些微妙，武昌起义一个月，独立之省已十有四，令张謇感叹“何其速耶？”清廷此时似乎忽然想起张謇这些人，先是派为江苏宣慰使，不知“何宣何慰耶？”（660）继而又委以农工商大臣，“理无可受，拟辞职电”。（660-661）辛亥十月的日记，他开头便写下了“此十月非可等例于前乎此之十月。啬翁年五十九”的话，可见对于他而言，河山变色，自己也必须改头换面。他组织了江苏省临时议会，并当选为议长。得知党人意见复杂，担忧“破坏易，建设难”，但是眼见清朝大势已去，十月廿四日（12月14日），他剪去辫发，“此亦一生纪念日也”。（661）面对光复后苏宁等地的危局乱象，张謇及其同道相当担忧，想方设法恢复秩序。不过，张謇的日记不但简略，而且隐晦，许多暗中活动，甚至丝毫不留痕迹。仅仅依据日记，远不能将其心境见闻行事和盘托出。
严修并非人们习惯上所指称的立宪派，不过，在这段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乱世中，严修的确赞成立宪，反对共和，而且又卷入了国事共济会的组建，与该会主张将国体问题付诸表决有所牵连，并且一度有人企图拥立其实行直隶独立。
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傍晚，严修带着孙儿前往公园观看小学运动会，回家后其子智怡因为鄂乱由京回津。次日严修依然一如既往地继续平常的生活，晚上电话得知袁世凯督鄂，岑春煊督蜀。（1699）随后的十几天里，严修显然还没有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包括听讲法政课等项活动基本照常进行。其间八月三十日（10月21日），从武昌取道上海来津的徐啄如告以八月二十日武昌城内详情。（1701）次日，再与徐久谈。（17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