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被誉为教授的教授，当在清华研究院结束之后。在此期间，他的学问虽好，名气却不够大。而一般人恰好是根据名气而非学问来衡量学者的地位，重耳学而轻眼学，学术界也鲜有例外。
清华研究院所出各种文书，导师的排名一般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据说王位居首席是由于梁的谦让与推崇，吴其昌回忆道：“先生之齿，实长于观堂先师，褎然为全院祭酒。然事无钜细，悉自处于观堂先师之下。”[1]而陈屈居末席，则并非由于他到校最晚。陈的辈分较梁、王低，称梁为“世丈”。他所担任的指导科目，固然无人报考，就连主讲的两门普通演讲课程，能够心领神会者也是寥寥无几。牟润孙这样描述道：
当时梁启超名气很高，许多学生都争先恐后围绕着他。梁很会讲书，才气纵横，讲书时感情奔放，十分动人。王国维的研究工作，虽然作的很笃实，但拙于言词，尤其不善于讲书。在研究院中讲授《说文》和《三礼》，坐在讲堂上，神气木讷，丝毫不见精采。……一般研究生对他并不欣赏，很怕听他的课。
另一位导师陈寅恪，刚从国外回来，名气不高，学生根本不知道他学贯中西，也不去注意他。陈在清华大学讲书，专讲个人研究心得，繁复的考据、细密的分析，也使人昏昏欲睡，兴味索然。所以真正能接受他的学问的人，寥寥可数。……王、陈二人既然门可罗雀，在研究院中日常陪着他们的只有两位助教。
据牟润孙分析：
总起来看，梁、王都在研究院中有影响，而陈则几乎可以说没有。推想起来，大约由于那时陈讲的是年代学（历法）、边疆民族历史语言（蒙文、藏文）以及西夏文、梵文的研究，太冷僻了，很少人能接受。[2]
此话前半未必尽然，后半却不无道理。
陈寅恪在清华研究院所讲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和梵文（1928年度改讲梵文文法和唯识二十论校读），前者“先就佛经一部讲起，又拟得便兼述西人治希腊、拉丁文之方法途径，以为中国人治古学之比较参证”。[3]学生的普遍感觉是听不懂。姜亮夫回忆道：
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他的最大特点：每一种研究都有思想作指导。听他的课，要结合若干篇文章后才悟到他对这一类问题的思想。……听寅恪先生上课，我不由自愧外国文学得太差。他引的印度文、巴利文及许许多多奇怪的字，我都不懂，就是英文、法文，我的根底也差。所以听寅恪先生的课，我感到非常苦恼。
陈的梵文课以《金刚经》为教材，用十几种语言比较分析中文本翻译的正误。学生们问题成堆，但要发问，几乎每个字都要问。否则包括课后借助参考书，最多也只能听懂三成。[4]蓝文征也说：
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古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连匈牙利的马札尔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5]
对于这些不解其义的课，学生叹服其高深而不免盲目，说是敬畏较佩服更加妥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