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身世交游的关系，陈寅恪常常谈及近代历史的种种人事。他自称“对晚清历史还是熟悉的”[1]，则其看法并非兴之所至的任意评点，也不是一家一姓的是非恩怨，而是以论学治世态度深思熟虑而得出的“数十年间兴废盛衰之关键”。[2]仔细考察，更有前后一贯的系统性。
“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今人多以中体西用及纲常名教定位，认真考究，也未必尽然。邓广铭教授即认为：
近四五十年内，凡论述陈先生的思想见解者，大都就把这几句自述作为陈先生的最确切的自我写照。既然自称“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于是而就断定陈先生是一个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我对于这样的论断却觉得稍有难安之处。因为，我在前段文字中所引录的《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的那段话，乃是陈先生自抒胸臆的真知灼见，而所表述的那些思想，岂是咸丰、同治之世所能有的？所发抒的那些议论，又岂是湘乡、南皮二人之所能想象的呢？
并且断言：陈先生的几句自述，实际上只是一种托词。“如果真有人在研究陈先生的思想及其学行时，只根据这几句自述而专向咸丰、同治之世和湘乡、南皮之间去追寻探索其踪迹与着落，那将会是南辕而北辙的。”[3]
陈寅恪重视纲常名教，源于他对民族文化史的深刻认识。他认为：“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为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4]这也就是后来所说“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5]。但这是千古不变的一面，不仅限于咸丰同治之世。专门提出咸、同之世，曾、张之间，除了维护名教之外，必有其他新的因素。而且此节必然关系中国近代变化转折的关键。
冯友兰解释道：
咸丰、同治之间的主要思想斗争，还是曾国藩和太平天国之间的名教和反名教的斗争。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叛乱是名教中的“奇变”。他所谓名教。就其广义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太平天国是用西方的基督教毁灭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就是所谓“咸丰、同治之世”的思想。曾国藩也是主张引进西方的科学和工艺，但是要使之为中国传统文化服务。这就是封建历史家所说的“同治维新”的主体。张之洞用八个字把这个思想概括起来，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就是所谓“湘乡、南皮之间”的议论。[6]
此说之于社会常情及变态大体不错，但具体到个人殊境，则难免有不尽不实之处。
纲纪说见于1927年《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寅恪指出：
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道光以后）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这里虽然包含作者对中国文化的观念，但主旨在于了解同情王国维“不得不死”的立场，并不完全代表作者的态度。如果陈寅恪与王国维居于同一立场，如有人称之为“遗少”者，则其不与观堂一致行动，岂非苟活？陈家与清室，恩怨分明[7]，陈寅恪虽然不一定知其详，从其关于晚清史的诸多议论，很难看出多少恋清情结。即使文化遗民说，所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与其具体行为不相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