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执掌国际汉学界牛耳的一代宗师，伯希和绝不轻易赞誉同道学人。尽管他曾经说“李济、顾颉刚等皆中国第一流学者”，被不以一味考据为然的吴宓认为“殊无辨择之能力也矣”[1]，内心真正佩服的中国学者还是同辈的王国维和陈垣。所谓“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口不移，必以执事为首屈一指”，确是伯希和心口相应的写照，而非尹炎武的成见或谀词。所见“故国遗老”，如柯劭忞、傅增湘、杨钟羲、陶湘等，虽是旧学大家，在伯氏眼中不免于温故而不知新的“庸”。如柯劭忞的《新元史》，曾为他赢取素称难得的日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的桂冠，伯希和在承认“有关系的材料不少”的同时，指出其“错误很多”。[2]
“当代胜流”之中，刚获得普鲁士国家学院哲学史学部通讯会员资格、又与伯氏相识的胡适，“暴得大名”十余年，早已是中国学术界一言九鼎的领袖人物，伯希和却似乎故意视而不见。据梁宗岱回忆：
三十年代初北平一次热闹的宴会上，聚当时旧都名流学者于一堂，济济跄跄，为的欢迎著名汉学家、东方学家法国伯希和教授。除伯希和外，参加者还有其他欧美人士，因此交谈语言有中法英三种，我躬逢其盛，担任义务口译。席上有人问伯希和：“当今中国的历史学界，你以为谁是最高的权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为应推陈垣先生。”我照话直译。频频举杯、满面春风的胡适把脸一沉，不言不笑，与刚才判若两人。一个同席的朋友对我说：“胡适生气了，伯希和的话相当肯定，你也译得够直截了当的，胡适如何受得了，说不定他会迁怒于你呢。”这位朋友确有见地，他的话应验了。我和胡适从此相互间意见越来越多。[3]
胡适获得普鲁士国家学院哲学史学部通讯会员，与德国汉学大家福兰克（OttoFranke）密切相关。而伯希和对德国汉学的成就评价不高。1926年10月26日，他在法兰克福中国学院演讲时，公开批评“德国科学甚发达，而‘中国学’殊不如人”。[4]福氏治学，有好博不专之名，这一看法与中国学者不谋而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聘请伯希和及德国的米勒（F.W.K.Müller）、瑞典的高本汉（BernardKarlgren）为外国通信员。1930年米勒去世，有人建议聘请福兰克，陈寅恪反对说：“据其研究中国史之成绩言，则疑将以此影响外界误会吾辈学术趋向及标准。”[5]能够从相当水平上有此认识的外界，伯希和无疑首屈一指。
另一位中国学术界的重镇是新旧各方公认的读书种子陈寅恪，他亦与伯氏有过交往，留欧期间，由王国维介绍，登门拜访过伯希和。[6]陈垣欲与伯希和联系，还找陈寅恪索取通信地址。[7]1931年吴宓在巴黎拜会伯希和，开始并不投机，“彼乃一考据家，又颇有美国人习气。迨宓述王国维先生及陈寅恪君之名，又自陈为《学衡》及《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对宓始改容为礼”。[8]则伯氏对陈寅恪不无印象。不过，陈寅恪当时的著述主要追寻欧洲东方学的路径，欲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以预世界学术之新潮流。[9]而这方面虽然在国内足以傲视群雄，却不易领先于异国同道。目前所见伯希和对陈寅恪的明确肯定，是20世纪30年代末推荐其担任牛津大学的中国学教授一职。伯氏认为：“陈先生能以批判性的方法并利用各种不同文字的史料从事他的研究，是一位最优秀的中国学者。”[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