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来华十分推崇陈垣，但前此两人只不过是文字之交，而且其间存在常人所谓过节。因此伯希和的评语除了就学术论学术的公道外，或许还包含对陈垣学行的敬重。
陈垣治学自称是土法上马，其实在西学压倒中学以及胡适等人鼓吹科学方法的世风影响下，对于西洋汉学的治学方法历来怀有景仰之心。而这种心境的另外一面，即蕴含与国际汉学界的争胜之意。近代中国，“生产落后，百业凋零，科学建设，方之异国，殆无足言；若乃一线未斩唯在学术”。[1]尤其是有关中国自身历史文化的学术，渐为东西两洋同道驾而上之，令不少中国学人引为奇耻。陈垣至少是其中感受最强、反弹最烈者之一。他曾对胡适说：“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在巴黎？”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之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2]
自20世纪20年代起，此话陈垣在不同场合对许多有志于学术的朋友门生反复讲过。1923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在龙树寺抱冰堂举行恳亲会，陈垣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对在座的郑天挺影响至深。[3]1928年，翁独健在燕京大学一年级的课堂上听到陈垣感慨地说：“今天汉学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抢到东京，我们要把它夺回到北京。”[4]1929年陈述听陈垣在北师大讲课，其间也特别谈到：“近世国外研究汉学主要指中国历史的中心在巴黎、在东京。我们要从法国、日本夺回来。中国史研究，我们不能落后于国外。”[5]陈垣的这一番话，对后来者影响巨大。他的许多学生及再传弟子都响应其号召，在史学的各方面勤奋钻研，以求接近、赶上或超过法国、日本。
仔细比较各人的记述，大同之下，存有小异。其一，陈垣心目中日本汉学研究的中心在东京还是京都（即西京）？胡适记为西京，而郑、翁、陈均记为东京。依据当时情形，似以京都说更加近真。日本的中国学界，东京的“东洋学”派与京都的“支那学”派历来不和，治学途径也有分别，前者重四裔，后者重本部。照陈寅恪的看法，“东京帝大一派，西学略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国史料能力较佳”。[6]其实他对东洋学派的西学亦不以为然。1936年1月30日他复函陈述，就其询问有关契丹史问题言及东洋学派的开山白鸟库吉的学问，认为：
白鸟之著作，一日人当时受西洋东方学影响必然之结果，其所依据之原料、解释，已缘时代学术进步发生问题。且日人于此数种语言，尚无专门权威者，不过随西人之后，稍采中国材料补之而已。公今日著论，白鸟说若误，可稍稍言及，不必多费力也。[7]
与陈垣关系最近的桑原骘藏，虽然治学方法接近东洋学派，毕竟是京都学派的要角。讲蒙元史注重东京还在情理之中，若以东京为日本汉学中心，则与当时中国学人的公论相去太远。胡适的学问不得京都学派好评，知识结构却易于理解陈垣的意思，反应显然较几位入门不久的后进来得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