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护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学术神经之时，近代国学的倡导、研究者并非一味固守旧轨。梁启超讲得很清楚：
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以严氏与其他留学欧美之学童相比较，其明效大验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1]
黄遵宪不赞成办《国学报》，是认为中国病在尊大固蔽，须先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届时而发挥之，彼新学者或弃或取，或招或拒，或调和或并行，固在我不在人也”。主张“略迟数年再为之”。[2]
国粹派谈到国粹与欧化的关系时，也刻意强调：“夫欧化者，固吾人所祷祠以求者也。然返观吾国，则西法之入中国将三十年，而卒莫收其效，且更敝焉。毋亦其层累曲折之故，有所未莹者乎。”“一言以蔽之，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3]“是故本我国之所有而适宜焉者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足以行焉者亦国粹也。”[4]《国粹学报》在略例中特别规定：“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特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阅者因此可通西国各种科学。”
此态度后来为大多数国学倡导者、研究者不同程度地信奉。激进如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词中声言：
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图的时期。我们此时正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
已经倾向守成者如廖平，也不绝对排斥西学，时有比附之意，以显其心中有西学的影子在。其弟子李俊卿说：“时当海禁初开，欧美学术之移入中土者，疏浅且薄，不足以副先生之采获。先生虽乐资之为说，而终不能于先生之学有所俾。使先生之生晚二十年，获时代之助予，将更精实绝伦也。”[5]更多的人虽不一定明确表态，实际研究中很少不取法借鉴西学者。
国学倡导者的出发点最初不在研究而在保存，以养成国民的爱国心，所以强调抱残守缺，政治或文化关怀明显高于学术追求。此后，西学的精密系统日益影响国人的学术旨趣。较早设立的国学保存会每月开讲习会，商量旧学，相互切磋，并请刘师培担任正讲师。该会还准备开设国粹学堂，因经费不足而罢。但所拟定的学科预算，清楚显示出近代国学的内涵与旧学大相径庭。其学制为三年，科目包括经学、文字学、伦理学、心性学、哲学、宗教学、政法学、实业学、社会学、史学、典制学、考古学、地舆学、历数学、博物学、文章学、音乐、图画、书法、翻译、武事等[6]，至少形式上与旧学分科截然不同，采用了西学的分类法。
此外，国学倡导者大都从事新式文教事业，从私人书院式传习转向凭借近代大众传媒向社会广泛宣传。而对这一舶来品版面的模仿，很容易引起固有学术表述形式的改变。从传统札记变为近代学术的标志——论文，据说以《国粹学报》为最早。[7]该报从第五年起，政论性社说明显减少，而以学术著作为替代。第六年更取消社说，代以纯学术的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