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制诞生的准备时期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学校的目的是传教。洋务派开办洋学堂，目的是培养一批办洋务的人才，并没有想到要建立新式的学校制度。相反，他们害怕西方文明摧毁中国的封建文化，从而动摇封建专制统治，因此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所谓中学为体，就是建立在中国儒家文化“三纲五常”基础上的政治体制不能变；西学为用，即西方的科学技术可以为我所用，成为洋务派希冀的“自强富国”的手段。他们只看到西方文化中的器物层面，认为中国不如西方，主要是缺少坚船利炮。但是，甲午一役，摧毁了他们的幻梦。一部分觉悟起来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甲午之役的失败主要不是在器物上。当时我国的北洋水师在装备上、在舰船的吨位上都比日本海军要强，但是为什么还吃败仗呢？关键还在于制度上。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才是失败的真正原因。于是发生了维新运动。

维新运动是由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官吏和知识分子发起的。他们认为仅有西方的科学技术、坚船利炮并不能救中国。维新派的主要领导人梁启超提出“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的主张，“政学”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学习西方政治的目的是建立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体。维新派企图依靠光绪皇帝的力量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

为了变法的需要，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和批判，猛力批判维护封建政体的伦理道德，批判封建主义教育。针对宋明理学的“穷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主义教育纲领，康有为指出，从来没有什么天理，而人的自然欲望、血气心知倒是天之所赐，这叫作“天欲而人理”[1]。但是，同时他又把一切维新变法的思想归之为孔子“托古改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见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认为孔子修《春秋》，复周礼，就是改革政体，因此，改革政体，古已有之，今天的改制，不仅不违背古训，反而是遵循圣人遗志，革新图强。

维新派非常重视教育事业，把教育作为推进政治维新、振兴中国的重要手段。康有为认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梁启超则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他们提出了教育改革的主张。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无能。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1300余人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改革，这便是有名的“公车上书”。书中痛陈八股科举之危害、开办新学之必要，说：“功令禁用后世书，则空疏可以成俗，选举皆限之名额，则高才多老名场……题难故少困于搭截，知作法而忘义理；额隘故老逐于科第，求富贵而废学业。”[2]又说：“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3]康有为还亲自在广州办起万木学堂，培养维新人才。黄遵宪、谭嗣同等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总教习。可惜维新运动很快就被顽固派击败。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冲击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为新式学制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这个时候的清政府已经穷途末路，外有列强的侵略，国内阶级矛盾也进一步激化，清朝统治集团感到已经不可能按照旧的方式维持自己的统治，于是不得不实行所谓“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