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时代是工具理性的时代，是物质文明的象征，而“道”时代是价值意义的时代，是精神文明的象征。黄武雄认为，“学校教育不应像今日学校的现状一样，纯为加强孩子的竞争力，为他们未来的出路服务，以致扭曲了孩子的价值观，背叛了学校教育的宗旨”[4]。
学校教育是孩子迈入社会面临的第一个环境。孩子们所向往的教育不应单单是一种知识的教育，它更是一种心灵教育；不但是一种成绩竞争上的教育，更是一种精神进取向上的教育；教育不仅仅是关于物的教育，更是一种关于人的教育；教育不单单是一种谋生的教育，更是一种做人之道的教育。
孩子们喜爱的真正教育不是单一的课堂教育，而是一种生活教育，不仅仅是生活教育，更是有关生活智慧和超越生活追求的艺术教育。人们所向往的教育应该能够对个人的幸福生活有积极的影响，能够帮助个人在适应社会生活工作方面起正向的作用。无论是分数高的学生，还是分数低的学生；无论是智商高的学生，还是智商低的学生；无论是善于表达的学生，还是内向羞怯的学生；无论是家庭背景好的学生，还是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学生……都能在教育的帮助下真正获得一种能力、一种品格，这种能力和品格能够赋予他们力量，使得他们无论得到生活怎样的“赐予”，福兮祸兮都能践行做人之道，把生活过好，把责任担好。这应是学校文化对于教育之道本质的基本理解。
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需要在学校中拥有一定的私人空间和自由。教与学结合在一起，应该能够使教师和学生均能享受到教育世界的快乐，且这种快乐随着教学相长而不断增强。不论出于何种理由，学校教育里都不应存在使学生感到心理压抑的“人际关系”。
学校教育没有权力把不适宜的教育方式强加给孩子，或者把统一的教育模式复制给每一个孩子，统一的教育内容和发展方向未必适合每一个孩子。如果为了学校自身的工作任务而使孩子成为陪衬品或牺牲品，那说明这样的工作任务或统一模式本没有存在的理由。
学校教育最突出的优势在于使孩子在集体中找到同伴朋友，并在与同伴朋友的相处中产生快乐的感受，这是大多数独生子女家庭无法给予孩子的快乐。学校教育不能忘却这点优势，并应尽可能地发挥该优势到极致。
学校教育中最重要的活动并不是课堂教学本身，而是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起来的相互信赖的关系。信赖关系的建立基础是教师对每个学生都尽心地指导，切不可偏心或粗心，从而使安心的感觉根植于学生的心中，并在安心的基础上使其获得积极参与集体学习生活的自主意识和主动性。通常情况下，我们需要判断一下，孩子们是出于害怕教师权威而察言观色地去做事，还是出于从众心理做事，或者只是害怕被孤立而去随众，这些情况与他们出于强烈的自我表现欲、出于主动尝试的学习态度，出于自主的积极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前一类情况，培养的是缺少独立意志和自尊自信的人；后一类情况，培养的是生机勃勃的人格自立和自尊自信的人。
学校教育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达到某个成绩，或者获得一个文凭，或者找到一份好工作，关键在于尊重孩子的立场，使孩子们享受到家庭教育享受不到的教育、实现家庭教育难以实现的教育，从而“使孩子们学会与世界真正联结”[5]。
校长和教师必须是信仰民主、人权的人们，这种民主思想体现在他们是每一个独特孩子的拥护者和支持者。认可善于表达的孩子，同样也认可内向羞怯的孩子；喜欢“吃得多”（学习快）的孩子，同样也喜欢“吃得少”（学习慢）的孩子；呵护听话懂事孩子的创造性，同样也呵护调皮捣蛋孩子的创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