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概念经历了一个从内涵到外延不断拓展的漫长发展和冶炼的过程。从“文化”概念的演进过程来看，我们今天使用的“文化”一词是外来词语，相当于英语的“culture”和德语的“kultur”，它们又来自拉丁文“cultura”，其本意是指为敬神而耕作所获得的一切东西，主要指人类物质活动所产生的结果，是相对于自然存在的事物而言的，含有神明崇拜、耕种、练习、动植物培养及精神修养等意思[1]。到了18世纪，伴随着整个欧洲的科学、艺术、哲学及政治思想的进步，尤其是在狄德罗等人领导的“百科全书”学派的努力下，“文化”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次获得了不同的含义，被解释为“心灵的普遍状态和习惯”“整个社会里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各种艺术的普遍状态”[2]。在那之后，“文化”一词在西方开始具有了提高人的品性和教养程度、改造及完善人的内心世界的“高尚”意蕴，“文化”渐渐摆脱了只是对改造自然活动的描述性使用的功能，而与人类的智力水平发展和精神世界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国学者们在对文化的构成、形态和类别的划分上有着不同的观点。我国著名学者梁漱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将文化分为三个方面：（1）精神生活方面，包括宗教、科学、艺术等；（2）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对于周围的人、家庭、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生活方法都属于这方面；（3）物质方面，包括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方面[3]。而曹锡仁则在《中西文化比较导论》中将文化定义分为四类：（1）文化—成果论；（2）文化—能力论；（3）文化—精神论；（4）文化—行为论[4]。钱穆在《文化学大义》中，指出文化要素有七：经济、政治、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并认为，古今中外，各地区各民族一切文化内容，都逃不过这七个要素的配合[5]。王国炎、汤忠钢依据人的文化主体性、文化的外化与内化统一性、文化的历史性和功能性认为，文化是人类主体在存在的历史上和社会实践的活动中，持续外化、对象化自我的本质力量，去适应、利用、改造客体，即自然、社会及人自身，同时又确证、丰富、发展自我本质的过程和成果，是人与物、主体与客体、内化与外化的辩证统一[6]。
从“文化”一词所具有的上述特征来看，“文化”不仅体现在人们在文化的创造、享受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也体现在为维系这种关系而制定或设立的，并能充分体现这些关系的社会组织的形式上。因此，我们认为，“文化”是通过“人”的各种活动而表现出的行为方式、风俗习惯、语言符号、信息系统的整体，是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历史中形成并传承下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