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亨利装作生病，连饭都拒绝吃。但他知道，他也只能骗这么久——如果他骗到了她的话。也许他并没有骗到，母亲只是足够好心，所以忍了他装出来的那些症状。还有他用来解释拜查斯所赐的——青紫的眼睛和擦伤的面颊——的借口。他告诉她，那些伤是因为他在拥挤的街道上“撞到”了人。他没有再详细讲。只有当母亲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帮凶时，他的诡计才能得逞，他可不想赶走自己的好运。
所以，在周四的时候，亨利做了他整周来都害怕去做的事情：他开始准备回学校去，回到沃克太太的六年级课堂上，独自一人。
早餐桌上，母亲没有问他是不是感觉好点了。她知道。父亲喝着一碗粥，看着报纸，为日本在巴丹半岛、缅甸和所罗门群岛的一系列胜利而烦躁不安。
亨利盯着他，但一言未发。即便允许他和父亲说广东话，他也不会说一个字。因为惠子一家被带走，他要怪他。他要怪他什么也没做。但最后，他不知道自己要怪他什么。不关心？既然别人也都漠不关心，那么，他怎么能责怪自己的父亲？
父亲一定是感到了他的目光。他放下报纸，看着亨利，亨利还是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看。
“我有东西给你。”父亲把手伸进衬衣口袋里，拿出一个胸章。这个胸章上写的是“我是美国人”，红白蓝三色的粗体字。他把它递给亨利，可亨利瞪着他，没有伸手去接。父亲平静地把新的胸章放在桌子上。
“你爸爸希望你戴上它。日本人从西雅图疏散走了，所以你最好还是戴上它。”母亲说着，盛了一碗稠稠的、滚烫的、冒着热气的白粥，放在亨利面前。
又是那个词：疏散。即便是母亲用广东话说出来的，这个词仍然毫无意义。究竟是为了什么而疏散？惠子，从他的生活中被带走了。
亨利把那枚胸章抓进拳头里，匆匆拿起书包，冲出了门。他面前的那碗热气腾腾的粥一口未动。他连“再见”都没有说。
在去学校的路上，上中国人学校的那些孩子们路过的时候，都没有嘲笑他。他脸上的表情一定带着警示。也许，他们也因为几个街区外日本城的那些空无一人的、用木板封起来的建筑而吓得沉默了。
离家几个街区后，亨利找到最近的一个垃圾桶，把他的新胸章扔到了满溢出来的垃圾堆上——那里有不能回收用作支援战事的碎瓶子，还有四十八小时前因为疏散事件而欢呼雀跃的人群所举的手写标语。
那天在学校，沃克太太没来，所以他们有了一位代课老师，迪肯斯先生。新老师布置当天的作业时，其他的孩子似乎都在忙于猜测他们可以逃脱掉多少，只有亨利独自一人坐在教室后面。他感到他可以就此消失了，也许他已经消失了。没人理会他，没人和他说话，他对此深表感激。
可是，饭堂里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比蒂太太对于惠子的离开好像真的很恼火。亨利并不能肯定比蒂太太的失望到底是因为什么——是认为惠子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还是仅仅因为她不得不在厨房扫除上付出更多的精力。她一边从厨房端出午餐的最后一锅肉菜——被她称作“卡次莱次鸡肉”——一边轻声咒骂着。亨利不太明白那菜名是什么意思，听上去像是日本菜。不过，是美国化了的日本菜。裹了面粉炸成的鸡扒，带着棕色的肉汁。午餐看上去真的不错。闻起来也很不错。“让他们尝尝，看他们会怎么说。”这是她拿着烟晃出门去之前，满腹怨气地说出的唯一一句话。
不知亨利的那些学校同学是否知道午餐的主菜是日本菜，反正他们当中并没有人注意到，也没有人介意。但这个反讽像一把锤子般敲醒了亨利。他微笑起来。他意识到，比蒂太太并不只是他所见到的那样。
然而，其他的孩子，他们并没有什么惊喜可以给亨利。
“看，他们漏了一个!”亨利给一群四年级的孩子盛菜时，他们嘲笑他道，“谁去叫当兵的来，有人跑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