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写作计划，我的长篇小说一个月前就应发稿了，可至今初稿放置在抽屉里，没有集中的时间和精力修改。先是自己病卧了三四个月。初愈，父亲又病倒了。父病愈，儿子生麻疹。儿子开始玩耍的第三天，接到了家中拍来的电报——母住院。于是匆匆起程，赶回了我的诞生地A市。
七年没回过A市了。家还住在那条小胡同，那个大杂院。胡同仍那么狭窄、那么肮脏。大杂院却已不成其为院，没了门。院内比院外低两尺多，可谓“天井”。所有人家的房屋，皆半沉半露。下水道口就在院中间，人一走过，苍蝇便嗡地成团飞起。然则我们毕竟进入了一个文明的年代，每家每户都安了纱窗。院里当年的小孩们也都长成大人了，做了爸爸或妈妈。在由煤棚改成的小屋和接出来的“偏厦子”里，生出了我们共和国的又一代。
我的家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大家庭，十二口三代人拥挤在二十五平方米的空间内。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已结婚，我多了三个活泼的小侄女。一进家，小侄女们便在弟弟妹妹的怂恿下，齐声高叫“二大大、二大大”。她们的嚷叫，使我想到母亲的余年是不会冷清孤独的。耳畔又响起父亲的话来：“比起旧社会……”弟弟、弟妹、妹妹、妹夫和他们的孩子分居在三面接出的“偏厦子”里，家原有的两扇窗不得不砌死了。唯一的一间可以从概念上称为“屋”的九平方米的斗室，棚顶开了“天窗”。阳光自天普照，屋内半明半暗。中午时刻，明多暗少。光明是主流。母亲住此“屋”。终日在光明与阴暗的移动中，颤颤巍巍地做这做那，盼望着她绝对活不到的二○○○年。不知是弟弟妹妹们对她讲的，还是她自己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反正她笃信不移——二○○○年能住进楼房。
母亲的虔诚令我心中非常难过。
大哥还是疯子。不希望什么，不抱怨什么，一年有八个月生活在精神病院，身在家人们所无法达到的特殊境界。
前不久大哥假出院，在家中住了两个多月，于是，二十五平方米的空间内，就时时刻刻存在着一种令家人提心吊胆的不安因素。对精神病患者是没道理可讲的。他觉得那黑暗而狭窄的空间对他来说也不堪忍受，便由着疯劲胡作乱闹。按说疯子应该不计较这一点，可他偏计较。难怪医生们都说，只要你们家改变一下环境，他是会渐渐好起来的。家人们不敢妄存改变居住条件的幻想，只是希望大哥疯得更彻底而已。最提心吊胆的当然是母亲。她既不忍将大哥再送回精神病院去，又怕大哥发起疯来，吓坏了小侄女们。从居住问题讲，家人们其实是为大哥在精神病院久租下了一个床位。即使他不疯，家中也没他长住的地方。
大哥最终是被弟弟、妹夫们捆着绑着送回精神病院的。母亲像每次一样，又哭了一整天，竟病倒了……
我到医院去看母亲。母亲瘦极了，虚弱极了，用枯树根般的手，紧紧抓住我的一只手，声微气弱地说：“二啊，你父亲盖了一辈子楼，到头来，退休了，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只好到北京去投奔你们两口子……我是指望不上二○○○年了！你……你……你就不能替咱们家想个出路，弄间房吗？哪怕只有一间，多小都行啊！让我……和你大哥住一块儿……你大哥在家里一犯病，全家人都被搅得……没法过啊！你不可怜你的弟弟妹妹，也该可怜你那……三个小侄女呀……你大哥犯病时……她们……吓得哇哇哭……我是……再也……操不起……这颗……心了啊！……哪怕让我住上一天……像样点的房子……我就是死……也能闭上……眼睛了啊！要不……我……我……我临死也会觉得……这一辈子……太受屈了啊……”
母亲说着，就绝望地哭了。
我努力克制住自己，不在母亲面前落下泪来。
我安慰母亲：“妈，别哭。我会想办法的。我搞不到一间房子，我就不回北京！”
走出医院后，我又感到那么茫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