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翟子卿是我中学同学。也是我小时候的玩伴。一个人到了四十多岁的年纪，再是个懒得交际的人，也总会结识下一些人的。在这些人中，也总会选择几个作为朋友的。人到中年，又有了中年阶段的朋友，对儿时的玩伴，印象也就渐渐地淡了。偶尔想起，不过就是回忆的一部分。除了反刍一点儿灰色童年时期的温馨，实在也没什么别的韵意。
然而对于子卿，我却是很难忘怀的。非但很难忘怀，每次回家乡哈尔滨，还非常希望见他一面。倘居然没能见上一面，走时，似乎总觉得有件什么应在家乡做的事，完全由于自己不放在心上而没有做，便会很觉遗憾。即使回到北京了，感情上也不免多多少少有种牵挂。故对于他后来的疯，每一想到，我心戚然，我心愀然……
我和他都是一条小街上一个大杂院里长大的贫家儿。那条小街，好比城市这只巴掌上，靠近小拇指尖儿的一道指纹。它的名字也起得特别，叫“脏街”。也许这并不是它的名字，只不过附近的人们都这么叫，久而久之，就成了它的名字。至于它原本的街名，倒无人知晓了。当年我曾问过我母亲。我说：“妈，咱们这条街真叫脏街吗？”母亲反问：“不真还假呀？”我又说：“为啥叫脏街呢？”母亲反问：“你还觉得这条街不脏啊？”
那条街确实是脏，很脏。
街一头是一处下水道，整条街上住户的泔水都往那儿倒，经常堵塞。除了冬天，下水道口周围几乎永远淤着臭水。人一走过，苍蝇便嗡地飞起。而冬天呢，周围冻着一层层有颜色的冰。一层层冰的一种种颜色，使人瞧见了胃里就恶心。颜色恐怕也只有在那么一种情况之下，才会对人的胃起呕吐性的刺激……
街的另一头是公共厕所。是由碎砖、土坯、带树皮的木板和几片油毡纸组合成的。年月久了，砖色已变了，如同东北人腌酱的酱块一样，而且是发了霉的那一种。土坯呢，由于夏天淋冬天冻，早已黏合成一整堵土围墙了，而且倾斜着，用几根方木支撑着。带树皮的木板就更不用说它了，朽得手指头一捅准能捅个窟窿。只有那顶盖上的油毡纸，隔几年由街道卫生队换一次。街道卫生队是没钱改造那个厕所的，该做的也只能是隔几年替它的顶盖换一次油毡纸。
全街的人都得上那一个公共厕所。因为那条街上仅有那一个公共厕所啊。这使它成了那条街上最公共的一个地方。经常可以看到有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站在它的左侧或者右侧聊天，是排着上厕所的人。上厕所的“高峰期”还不止两个人。那时候那厕所就仿佛变成了一个颇神秘的地方。出来一个人，进去一个人。仿佛里面有一个什么神秘的人物，外面的人都是在期待着他的接见似的。当然过了“高峰期”，厕所外面没人排着的时候也有，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也有。如果没有人排在外面呢，刚上过厕所的人碰见了你，就会好心地告诉你——“还不快去上厕所？这会儿一个人也没有！”而对方呢，则会下意识地、忙不迭地就往厕所一溜小跑。那完全是一种条件反射。或者还有几分“千万别错过好机会”的心理在催促。也许到了厕所跟前，他的泌尿系统和排泄系统才会告诉他多此一举。厕所外面如果只有一个人等着，如果他又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就会跟蹲在厕所里的人聊。里边一句，外边一句，一问一答的，情形很有意思。反正这条街上的人都是互相认识的，除非两家有什么过节，谁主动跟对方聊天，对方都是会表现出配合的热忱的。因为街很短，挤挤巴巴的，总共不过住着二十多户人家，关系则处得都挺近便。基本上没发生过什么吵吵嚷嚷、结怨结仇之事。
我和子卿虽然在一条街上住着，可两家并不是左邻右舍的关系。他家住街尾，也就是有厕所的这一头。我家住街首，有下水道的那一头。
我和子卿小的时候打过一架，后来在厕所这个公共的地方和好了。打架的原因是极简单的——某天我俩走碰头，险些彼此撞个满怀。错身而过之后，我忽然听他说：“你给我站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