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存车处和一个冻得发僵的人不期而遇。
“请交零钱！”我刚掏出钱包，看自行车的人便这样对我说。那种南方人说普通话的特殊语调，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抬起头，目光盯在他脸上。这会儿才看出来，他只有二十七八岁，中等身材，穿一件半旧的黑布面老羊毛里子的短大衣，戴一顶貉绒帽子。他脸冻得通红，眉毛、眼毛和嘴唇上那几根毛茸茸的胡须都挂着霜，猛一看岁数不小了，然而从那微翘的鼻子和两片稍稍噘起的厚嘴唇看去，又带有天生的娃娃气。
没错！是他！
“吕、红、卫？”我盯着他一字一顿地道出了他的姓名。
他显然比我更觉寒冷，不停地在原地跺踏着脚，冻得打不过弯的双手拢在嘴上，一边哈气一边搓。听我叫出他的姓名，诧异地抬起头来，双手却还拢在嘴边，就那样怔住了。半晌，他才讷讷地吐出两个字：“是……你？”
这偶然的相遇，分明使他很意外，甚至有些尴尬。我呢，也引起了一段不愉快的回忆……
十年前，我戴着“反动翻译权威”的帽子，从A城外国文学研究所被发配到北大荒一个小小的村庄，接受劳动改造。村庄虽小，却来了不少知识青年，北京、上海、天津……也有我们A城的。
栽种“扎根树”是每个到这里来的人都必须参加的仪式。知识青年们对这种仪式的虔诚，是很令我感动的。这种虔诚从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可以看得出来。感动之余，我也不免惭愧，因为我自己是不够虔诚的。我虽然人在此地，心里却焦急地盼望着早一天重新回到办公室去，翻译那些还没译完的外国文学。要知道我精通三国语言，有二十多年的翻译经验啊！而且，我已是年近半百之人了，就是拼命工作，又能再翻译出几部外国文学呢？但我还是参加了那种仪式，并尽量做出十分认真的样子。站在我前面的人转身把铁锨传给我，我刚铲起一锨土，还没有扬进树坑里，就被一只手拦住了。
“你不能和我们同栽一棵‘扎根树’！”
听到这句十分严厉的话，我愕然地抬起头，看到了一张小青年的娃娃脸。
“为什么？”我疑惑不解。
“你自己明白！”那种南方人说普通话的特殊语调，那种和他脸上的娃娃气极不协调的严峻表情，使我听出了一句潜台词：“你是入另册的！”我手腕一软，铲起的土洒落在地上。
我本想作罢，可又一想，不妥。如果不栽一棵“扎根树”，也许有人会认为我不想扎根。于是，我找了一棵半死不活的小树苗，单独在大宿舍门前掘了个坑。刚把树苗扶正，身后有人说：“你也不能栽在这里！”转身一看，还是那张娃娃脸！他朝大宿舍门一指，振振有词地说：“你栽这里，我们那副对联指的是你这棵树哇，还是我们那棵树？”我这才发现，大宿舍门旁贴着一副对联：
红土红根红叶叶
红心红人红苗苗
又高又瘦的我，面对这个比我矮一个脑袋的娃娃脸，一时竟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算完。
我深感庆幸的是，以“劳改”的身份来到北大荒居然还能够住上“单间”。在生产队的猪场旁，有一间极小的草屋，是熬猪食的地方。冬天母猪下崽，那里就是“产房”。白天，我帮老猪倌喂猪。晚上，他一回家，小草屋便成了我的“三味书屋”。我可以在自制的油灯下，阅读和翻译偷着裹在行李中带来的几本外文书籍，通宵达旦，也从无人过问和搅扰。可谓“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了。我坚信，我在这种条件下付出的心血，总有一天会给读者带来益处。
一天，一头母猪生病，我到队部去报告队长请兽医。走到队部门口，听到里面有人在激昂慷慨地说：“猪场也不是世外桃源，不能成为资产阶级的避难所！我建议，叫他搬到集体宿舍来，便于我们对他实行监督改造！”这分明是“娃娃脸”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