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解我的，是我在连队的两个最亲密的朋友——哈尔滨知识青年王文君和北京知识青年朱燕生。他们从连队把我押解到团保卫股，就算完成了任务。他们是主动向连里要求完成这一负有“政治”责任的差事的，真使我迷惑。连里竟同意了，更使我不解。
我被牵连进了所谓“知识青年反动通信案”。凡受此“案”牵连者，无一不被加上“策划投敌叛国”的罪名。而全部罪证，无非是分散在生产建设兵团各个师内的我们六名高中同班同学的来往书信。只有一点属实，我们这些来往信件内充满了对“四人帮”种种倒行逆施的政治义愤。
从连队到团部有五十八里。“囚车”是我们连队的一辆马车。两个押解人员各背步枪。
临上路，王文君当着连长和指导员的面大声对我说：“你可别想半路逃跑！你若敢逃跑，我们就开枪！”
全连的知识青年差不多都走出了男女宿舍，站在宿舍前，默默地不无同情地望着我。
朱燕生用细麻绳捆上了我的腕子。一边捆也一边提高了嗓门说：“你要听明白王文君的话，子弹可是不长眼睛的！”
鲍虹从姑娘们中间扑到我跟前，勇敢地当众紧紧拥抱我、亲吻我。
“鲍虹！……”连长大喝一声。
她回头朝连长看了一眼，不得不放开我。文书韩竹平斜倚着男宿舍的门框，两臂交叉抱在胸前，眯缝起眼睛瞥视着我，轻轻地悠然自得地吹口哨，满脸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的神气。我知道，他心里一定快活极了。我对他恨得咬牙切齿！是他向团保卫股出卖了我。他卑鄙地偷看了我和同学们的来往信件……
倘若他是出于某种政治动机而扮演犹大的角色，我也许还不至于这般痛恨他。但他完全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而是出于对鲍虹的低劣的爱，出于对我的一种阴暗的报复心理。
难道这种低劣的爱也配被一个姑娘接受吗？
难道靠这种出卖情敌的卑鄙手段也能够获得真正的爱情吗？
可耻的灵魂！
我朝他狠狠地瞪了一眼。他一接触我的目光，便仰起他那张漂亮而虚伪得可憎的脸看天。
王文君和朱燕生把我架上马车后，鲍虹突然失声痛哭了。
“我等着你！永远等着你！”她哭着对我说。
我眼中流下了泪水。
赶车的汪大胡子一屁股坐到马车上，扬起鞭子在空中“啪”地甩了一声响鞭，胸膛里憋着股恼怒似的大吼：“驾！……”
马车离开了连队……
汪大胡子四十多岁，是个为人厚道而又十分重义气的山东汉。
路上，他没有再鞭过一次马。他在我们连老板子中是有名的“急急风”，每次出车，只要车上载得不重，就常常一路将马儿鞭得铃声哗哗。今天他却很反常，似乎很有耐性，任马儿慢悠悠地走着。马儿停下来舔雪，啃路旁雪被下露出来的枯草，他也懒得吆喝一声。王文君和朱燕生也不催促他。
我明白，汪大胡子有意将马车赶得如此慢。由他赶着马车把我往火坑中送，他心中别扭，甚至可能还会觉得有点对不起我。我理解他。三个月前，他的小女儿患重病，生命垂危，由我护理。到团部医院，医生却说没治了，不收，他又赶着这辆马车悲哀而绝望地将心爱的小女儿拉回连里。我在他家炕前白天黑夜守了那女孩一个多星期，将我这个连队卫生员按规定应维持用半年的三瓶吊针都用上，终于保住了他小女儿的生命。他从此对我“感恩戴德”。将马车赶得慢点，也许能减少他自以为很对不起我的内疚。
至于我那两个平日的好朋友，我可实在不知该怎样理解他们。他们为什么主动要求押解我呢？而且当众对我说了绝情绝义的话！他们一路不跟我再说一句话，我也一路没开过口。我没什么可对他们说的。我到了这般地步，还有什么可对他们说的呢？何况他们不是在给我送行，而是押解我。
从团里再被保卫股的人押解到师部军事法庭以后，我将会受到怎样的审讯与判决呢？“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是注定要被戴在头上的了。劳改？入狱？我的命运今后只有任人摆布……我想到了鲍虹。她还要等着我，永远等着我。痴心的姑娘呵，但愿你能早早从心里把我忘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