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义文向陶勇、吉洛汇报完工作后回到敌工科，和沈特青副科长一起，同延安来的日本同志钦原商谈工作。

郑义文对和这位日本同志谈话兴趣极浓。他很想从钦原口中了解延安等地开展敌军工作的情况。

钦原在末英干事陪同下走进来。郑义文迎上前去，和钦原热烈握手，用日语说：“钦原同志，欢迎你来苏中四分区!

钦原用日语说：“野板参三同志派我来苏中的四分区参加反清乡斗争，我感到十分高兴和荣幸。”

“他是我们三旅敌工科科长兼苏中四地委敌工部长郑义文同志。”宋英向钦原介绍了郑义文的身份。

宾主坐下后，郑义文看了看这位日本同志。此人二十八九岁，中等身材，身子结实，戴着近视眼睛，看得出是个书生。

“钦原同志从延安来，一路辛苦了!”郑义文寒暄说。

“我是一月中旬从延安出发的，到达南通地区整整走了两个月，时间比较长。”钦原说。

“钦原同志是日本哪里人？”

“九洲人”

“哪年来的中国？”

“一九三七年来的中国。一九三八年在山西与八路军作战被俘，后被送往延安俘虏收容所。”钦原主动说出了自己被俘的时间。

郑义文饶有兴趣地问：“你是哪年见到野板参三的？”

“野板参三，一九四O年三月从莫斯科来到延安。我见到他是一九四O年五月间。”

郑义文说：“钦原同志是哪年参加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延安支部的？”

钦原说：“这说起来话就长了。延安支部是一九四O年五月日成立的。我就是这一天加入延安支部的。在延安支部成立之前即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俄国十月革命节，在山西省八路军总部就成立了在华日本人觉醒联盟。后来，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九师都成立了觉醒联盟支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成立，我在这所学校工作过。”

钦原同志，延安支部的日本同志们听说过大后方有一位叫鹿地亘的日本人，创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的事吗？

当然听说的，而且延安支部的同志通过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鹿地直先生领导的反战同盟有过联系。我们都知道，鹿地亘是日本共产党人，一九三六年来中国，他在中国国民政府第三厅任职，他的反战思想对延安支部的影响很大。”接着，钦原滔滔地讲述鹿地亘去西南前线主持向日军阵地喊话的往事，讲完后，叹了口气：可惜，国民党就怕鹿地亘和延安有联系，反战同盟重庆总部只成立了一年零几个月就被取消了。尽管被取消，但鹿地亘积极倡导在华日本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其影响力不会消失。

郑义文接过话茬，说：“我是朝鲜人，一九二九年来中国。九三六年我在内山完造先生开办的日文书店见过鹿地亘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鹿地亘知识渊博，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立场坚定。

八·一三事变后，他受到日军要将其速捕的威胁，遂去香港避难。在有关进步人土荐引下他们夫妇到了武汉，后去重庆。我是在上海和鹿地亘先生分别的，迄今五年多了。不过头几年，我从上海、香港等地的报纸上偶尔能见到有关鹿地亘活动的报道，近几年便一无所知了。钦原对郑义文曾与鹿地亘相识尤为看重。

“哦，郑部长你还是鹿地亘的朋友，这真是一件幸事!鹿地亘先生对反战事业的贡献，中日两国人民不会忘记。我们延安支部的同志都在想一个问题：敌后的日本人反战组织和大后方日本人反战组织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郑义文说：“这个问题，好象鹿地亘先生在答西方记者提问时说过，大后方日俘反战组织和敌后日俘反战组织，就像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关系。我想，鹿地亘的回答再恰当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