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老问题与新希望
社会党国际在70年代初以来所发生的各种调整和变化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但也表现出难以为继、后劲不足的征候。就此而言，这些变化的发生也暴露出其自身存有的更为严重的问题，这就是与生俱来、始终未能摆脱甚至在有些时段愈显其烈的“欧洲中心主义”弊病。作为一个以“国际”的形式开展活动、主要注意力名义上又集中于国际重大问题的世界性政党联合体，社会党国际的对外活动乃至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无不受到这一弊病的危害和影响。
在政策思想上，“欧洲中心主义”主要表现为社会党国际始终受缚于以欧洲为中心、根据西欧国家的利益和需要去观察世界和考虑问题的传统视角。因此，它长期以来不能较为现实地、全面地估量和判断国际形势的发展，不能对国际重大事件做出合乎全世界涵盖更广大的第三世界人民和国家愿望和要求的反应。其政策往往落后于现实的变化，更谈不上对未来发展有所预见；其理论往往囿于西欧社会改良的实践，无法适应于其他地区或国家的现实。在50年代，建立伊始的社会党国际只能执行实际上已由西欧各国政府认可的政策；进入60年代后，它才开始重视亚非拉问题，但又未能坚持下去，而且这种重视始终难以一以贯之的坚持和深入，反映出了社会党国际的急功近利以及它对第三世界问题或是浅尝辄止，或是避重就轻、就事论事的态度；到70年代初，社会党国际终于发生了较前几个时期更为明显的变化。但正如前面的分析所阐明的那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欧独立自主、联合自强趋势日益发展的影响使然，是西欧国家在新的形势下普遍而全面地调整对美、对苏联东欧国家和对第三世界国家战略和策略的间接结果，是西欧国家国内政局变化、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变动而引起的，而并非是社会党国际消除“欧洲中心主义”弊病的结果。正因为这样，直到70年代中期，社会党国际还不能提出真正有利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主张，不能完全接受它们提出的某些合理要求。
在具体活动中，“欧洲中心主义”弊病主要表现为社会党国际过于重视欧洲事务，明显轻视欧洲以外地区的发展变化，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关于欧洲事务的讨论，往往在它的各种会议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仅从可比较的数字来看，在其前12次代表大会上，它通过了58项专门论述国际问题的专项决议，其中29项涉及欧洲事务，与第三世界国家有关的只有14项；而在另外7项关于国际形势的一般性决议中，阐述欧洲事务的篇幅也占近一半。同一时期的理事会会议和执行局会议也表现出同样的倾向。自1961年开始不定期举行的成员党领导人会议，无论是与会者或者是会议主题几乎都限定在欧洲。至于那些非正式的专家会议，不仅大多与欧洲事务有关，而且会议本身对这些事务进行探讨的详尽程度更是令人惊讶，其议题从欧洲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到选举、办报、国有企业管理、移民等等无所不包。一般说来，社会党国际会议地点的选择也极具象征意义。但在这方面，过分关注欧洲的状况也可窥见一斑：12次代表大会无一例外地都在西欧城市举行；截止到上世纪80年代末，总计共达近百次的理事会会议和执行局会议也仅有1960年、1973年和1975年三次在欧洲以外地区召开。另据不完全统计，社会党国际在1951—1975年期间先后建立过35个研究国际重大问题或事件的工作小组和特设委员会，但其中只有9个直接与第三世界有关。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60年代初这种状况稍有改观，但到60年代末却又恢复旧貌，及至70年代亦无多少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