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党国际的转变
“新东方政策”的提出和实施极大地影响了西欧乃至国际范围内政治局势的发展，也给社会党国际以极大的启发。与此同时，西欧其他国家及其社会党的政策调整也对它构成了严重的冲击。因此，从70年代初开始，社会党国际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对一些国际重大问题和重大事件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调整和变化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彻底改变过去支持“冷战”的立场，明确表示提倡和推行东西方之间的缓和；二是废弃过去僵硬、死板的“反共不交往”禁令，转而采取更加现实主义的、灵活的态度。
转向缓和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逐渐统一思想、宣布明确支持“新东方政策”的过程。作为在野党所酝酿的一项重要政策，“新东方政策”在国内首先在西德社民党内部获得支持和拥护。与此相似，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首先是在社会党国际内部求得理解和同情的。因此，社会党国际实际上很早便介入此事。例如1963年5月，勃兰特借出席西北欧6国社会党斯德哥尔摩会议之机，就“新东方政策”问题同其余5国的社会党领导人交换过意见。（SI:SII,1963, No24）7月，他的谋士和助手埃贡·巴尔便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基本概述“新东方政策”精髓的两个著名观点“：通过接近实现转变”和“小步子”政策。（陈乐民：第248—249页）同一年，社会党国际机关刊登载了勃兰特的一篇文章，在编者按中还特意指出这是勃兰特“新东方政策”的雏形。（SI:SII,1963, No44）
社会党国际之所以很早便介入了“新东方政策”的酝酿和形成，首先是由于这一政策事关重大，有可能引起国际形势的极大变化。因此，一向关注欧洲问题，关注其中症结—德国问题的社会党国际自然对此倍加重视。其次又是同德国社民党在社会党国际内部地位的变化有关。在社会党国际筹建时期，德国社民党因战争罪责问题而一度受到责难；50年代，它又因主张尽快统一德国、反对加入北约和重整军备而成为“反主流派”。但在50年代末，德国社民党在理论和政策方面都完成了重大调整，反而成为国际中的先行者，随着联邦德国在西欧的作用日益重要，德国社民党在国际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到60年代中期以后，它已逐渐取代早期的英国工党而实际成为国际中的主导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