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麦大维论“文”的观念

美国堪萨斯大学历史系学者陆扬（LuYang）曾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欧美的唐史研究进入真正的成熟期，各方面的进展都很显著。不限于文学领域，在史学、宗教领域也是如此，而且这些领域之间的交互影响也在加强。[18]例如，麦大维所著《8世纪中叶的历史和文学理论》（HistoricalandLiteraryTheoryintheMid-EighthCentury）一文，便兼及唐代史论与文论。

麦大维为英国剑桥大学亚非学院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学教授，主要研究中国中世纪的思想史与制度史。在《8世纪中叶的历史和文学理论》一文中，麦大维以活动于安史之乱期间的五位主要古文家（李华、萧颖士、元结、独孤及与颜真卿）为中心，探讨8世纪中叶的史论与文论。麦氏指出，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成为唐代思想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安史之乱迫使知识分子思考社会和政治问题，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如此，一种新鲜的批评精神应运而生：重新强调历史、文学与当前形势的关系。[19]

其一，麦大维勾划了上述五位古文家的家庭背景，并简要介绍了作为他们成长背景的知识界，以此助益于理解他们的思想。早先门第显赫，其后家族衰微，近世祖上无甚大影响，是这一群知识分子典型的背景特征。其二，他们浸**其中的儒家经典倾向于提倡一种保守的观点，并引导学生追怀一个更美好的过去。这两点决定了他们在思想上往往极其保守，创作题材十分严肃，具有强烈的道德立场。进而，这也体现在上述五位知识分子对“文”的认识上。对此，麦氏做出了周衍的阐析。

麦氏指出，五人公开讨论了儒学与文学传统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文”（wen）。类似于儒学中的其他概念，“文”根植于《左传》《论语》和《易经》等儒家经典，在汉代《礼记》《春秋繁露》和《诗大序》中得到阐发，从而成为一个发展充分的观念。自萧统在《文选序》中提及“文”，历代作家们都习惯于在文选和史书的序言中谈及这一概念。麦大维指出，“文”本意为图样，某种形状的规律性重复。《易经》讲到两种形式的“文”，天文和人文。天文指天体的形状和中国的地貌；人文即人的样式，具体指三种媒介，即礼、乐和书。“文”被假定为自足存在，而并非仅仅是某种样式的属性。中国“文”的概念与欧洲中世纪早期关于音乐和谐的概念有相似之处，宇宙的音乐（musicamundana），类同于“天文”；人的音乐（musicahumana），器物的音乐（musicainstrumentalis），相当于“人文”。中西相关概念都强调人和宇宙的密切联系，但是方式不同，中国概念强调人文性，西方概念强调神性。五人对“文”这一概念有着截然对立的两种认识。[20]一方面，他们将“文”视为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客观现象，可供观察和分析。依此理论，天文的失序昭示出人类世界的无序，尤指统治者的失德。“人文”成为政治的参数，尤其是书写话语能显示出统治的状况。另一方面，“文”被视为传统文学创作心理学的一个构成要素，归属于表现观：“文”是人内心感情的图式，它主要体现在文学中，也体现在音乐和礼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