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把电话递给要找的这个同学，再附上一句：“你老子。”
如果要找的这个同学不在宿舍，我们就会在楼道里大喊：“某某，某某！”此时会有一个脑袋从某间宿舍的门口探出，问道：“干嘛？”“电话！”“哦。”
他会放下手里的牌或一把瓜子，风风火火地跑出来接电话。
如果在我们大喊了许久后这个同学依然没有出现，我们就对电话里的人说：“某某不在宿舍。”
对方会感激地说：“谢谢你，喊那么大声，连我都听见了，谢谢啦！”然而这次电话那端却传来一个匪夷所思的声音：“你是谁？”我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回答。
幸好对方又说：“我是机床厂的老张。”
这才使我茅塞顿开。
接这个电话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原来机床厂的员工们在中午排队买饭的时候发现队伍不再那么混乱，这才意识到我们已有多日未到，而学校和机床厂有言在先，除了安排我们进行生产实习外，还要保证我们的出勤，所以厂长要求我们无论有事与否都要出现在工厂。
第二天，我们不得不挤着公共汽车去往昌平。
学校周边坐落着许多民房，那里暂居着大量民工，他们每日早出晚归，同我们一起挤公共汽车。
民工们在车上遭受到许多北京妇女的白眼，被认为肮脏、野蛮、没文化，在这里我很愿意为民工打抱不平，虽然他们也会在公共汽车上抢座位，但绝没有那些泼辣的北京妇女抢得凶，民工们坐一会儿仅是为了缓解疲劳，还有许多繁重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们去做。
他们并不野蛮，不会像北京人那样，因为一点小事儿而骂得不可开交，他们会同乖巧的小学生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双手交叉，夹在两腿之间，上半身微微弯曲，像个痛经的小姑娘。
他们双眼茫然地注视着窗外，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和一座座现代化建筑。
没有他们，这些高楼大厦就不会拔地而起。
如果有人把民工比喻作大粪的话，我就要把北京比喻成一块贫瘠的土地，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每日同我们挤公共汽车的还有白领女士，她们总是在上班规定时间的前几分钟才到站，下车后匆匆跑向地下通道或天桥，长发迎风飞舞，高跟鞋走在水泥路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皮包在她们的肩上或手中摆动，并不时地伸出手腕看一下时间，我想这些白领女性中的多数是为了多睡一会儿觉才如此狼狈的。
与白领丽人相比，我们的实习可算轻松许多，工程师和技术员们正忙于单位分房，无暇顾及我们，只是偶尔带领我们去参观一下车间的生产，然后便让我们自由活动。
我们对齿轮车间情有独钟，因为那里有个女员工长相颇似巩利，凡遇无事可做时，我们便会跑到那里找她聊天。
开始她对我们还很热情，总是放下手中的活，同我们海阔天空地畅谈，但当她因为生产的齿轮数量减少和质量不过关而被厂长扣罚奖金时，对我们便不再一如当初，无论何时去找她，她总是半阴着脸，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我们只得不去找她，呆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
有时，我们会买几包烟，大家围坐一桌，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抽，直到屋里弥漫的烟雾使我们分辨不出彼此。
终于熬到中午，同学们迫不及待地拿着饭盒奔向食堂，午饭已成为我们一天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
吃过午饭，我们会和工人们在操场上踢一会儿足球，他们采用的是全攻全守式粗犷型打法，我们惯用稳守反击，经常以柔克刚。
在我们踢球的时候，工厂的广播站会播放一些工人中间的文学爱好者写的散文，播音员并不标准的普通话通过吊在树上的大功率喇叭传出来，响彻整座工厂。
散文的内容经常会先以开门见山的形式描绘春天美景，然后由刚抽芽的柳条或明媚的阳光联想到工厂自身的发展，继而升华到祖国正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蓬勃发展，全国上下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每当一篇散文读到画龙点睛之处时，我们便会因为提不起精神而被对手灌入一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