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妈妈送到社区医院的时候，她还在昏迷。

额头上那块撞伤不大，但青紫得触目惊心。

社区医生翻了翻她的眼皮，拿听诊器听了一会儿，说没事，就是伤心过度了，睡一觉就好。

我留她在病床上挂着葡萄糖，自己打车去了父亲的单位。

那栋灰色的办公楼我小时候来过几次，印象里总是有穿着工装的人进进出出，大声说着我听不懂的工程术语。

今天很安静，安静得不太正常。

门口停着一辆白色的依维柯，车厢侧面写着“福山殡仪馆”几个冷蓝色的字。

有人带我去了后院。

我不敢看。

签字的时候我的手一直在抖，笔尖在纸上划出几道歪歪扭扭的线。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是个穿蓝大褂、戴白口罩的中年男人，声音闷在口罩后面听不太清，但语气很职业化，象是处理这种事已经处理了千百遍。

他递给我一张名片，说办葬礼可以找他们，全包，省心。

我把名片攥在手心里，攥得纸片都快湿透了。

刚走出后院，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快步跟了上来。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脑门上冒着细密的汗珠，不知道是热的还是急的。

他拦住我，说话很快，象是在赶什么时间：“你是老周的儿子吧？我是他单位的，姓刘。老周这情况……是在院子里出的事，单位出于人道主义，愿意给你们家二十万补偿。你看——”

我看着他。

他说话的嘴一张一合，但我忽然听不太清他在说什么了。

二十万。

我父亲的命，在这位刘主任嘴里值二十万。

我摇了摇头，说我要回家问我妈的意见，然后转身走了。

他没有追上来。

李美茹醒过来的时候，眼神是空的。

她躺在社区医院那张窄床上，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然后慢慢转过头来看着我。

她张了张嘴，象是想说什么，但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

她又把脸转回去，继续看着天花板。

社区医生走进来看了看，说没事，就是伤心过度了，回家休养几天就好。

我扶着她回了家。

她坐在沙发上发呆。

过了很久，她站起来，走到电话机旁边，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她的肩膀开始剧烈地颤抖。

她叫了一声“妈——”，然后就再也说不出话来，只剩下哭声。

那哭声从压抑的呜咽逐渐变成再也忍不住的嚎啕，我站在客厅门口，听着她对着电话那头断断续续地重复着“国栋走了”“他跳楼了”“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每说一句就被新的哭声淹没。

我回到自己房间，关上门，坐在床沿上，盯着对面书架上那排书发呆。

父亲是三代单传，没什么亲戚。

爷爷走的时候我还小，奶奶走在更早。

逢年过节我们家都冷冷清清的，不用走亲戚，也没有亲戚来走动。

我妈那边倒是有姥姥和舅舅，但舅舅李景沐当年家里出了事，我们也有好多年没怎么走动了。

葬礼……这种事我一窍不通。

我掏出那张殡仪馆名片，翻到背面，上面印着一排手机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