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夏天，一个炎热的日子里。我走在回家路上，跟我妹妹一起，从一道院子大门前经过。我不知道，她敲击那道院子大门究竟是想要故意捣蛋呢，还是不小心错打了一下，抑或只是举起拳头来示威，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打下去？再往前走一百步，走到向左拐弯的那条公路上之后，就到了这座村子里。我们对它并不熟悉，可是，在抵达第一栋房子时，人们立即冲出来向我们挥手致意。其中一些态度很友好，一些明显是在发出警告，甚至还有一些显得惊慌失措，因为害怕而朝我们低头鞠躬。他们指着我们刚刚经过的院子，提醒我们敲击大门一事。他们说，院子的主人将会起诉我们，调查很快就会开始。我非常冷静，同时嘱咐我妹妹，让她尽管放心。她可能根本就没有做过，什么也没有敲击；就算她真的做过，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会找到相关证据。我试图让我们周围的这群人理解这点，他们确实也十分认真地在听我讲解，但自始至终都在回避讨论，不对我的看法做出任何评判。等我讲完之后，他们又说，不只我妹妹，还有我这个哥哥，也会受到指控。我礼貌地微笑着，冲他们点了点头。这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回头望向那个院子，仿佛在眺望远处升起的滚滚浓烟，只等火焰冲天的那一刻到来。果不其然，我们很快就看到有几个骑手冲进了大开的院门。尘土飞扬，笼罩了周遭一切，只有高高的长矛尖头还能勉强瞥见。这支队伍才刚刚消失在那个院子里，似乎立即就掉转了马头，开始朝着我们所在的方向奔来。我催促妹妹，让她赶紧离开，我打算独自承担这一切。她拒绝了，不让我一个人留下来。我说，既然如此，她至少也应该先去换一下衣服，这样她就可以穿着更得体些的衣服，站在那些先生们面前了。她总算同意，独自踏上了漫长的归家之路。骑手们已经来到了我们这边，仍然骑在马背上，向我询问妹妹的下落。她眼下人不在这里，我拘谨地回应道，不过稍后会回来的。他们对这个回答几乎无动于衷；在他们看来，似乎最重要的反而是找到了我。负责的主要有两位先生，其一为法官，是位年轻有活力的男士，以及他沉默寡言的助手，人们称他为阿斯曼[403]。我被要求进入村中一位农户家的客厅里。于是我就慢吞吞地动作起来，摇晃着脑袋，摆弄起自己的吊裤带，在先生们凌厉目光的注视下一步步地往里走。当时我仍然几乎相信，只需一句话就足以将我这个城里人从这帮乡巴佬的围困中解救出来，甚至还能不失体面。哪曾想到，当我跨过客厅的门槛时，法官已经蹦到了前面，在那里等我了，他开口道：我可真为这个男人感到惋惜哪。毫无疑问，他所指的并非我眼下的状况，而是将要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这客厅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间牢房，不再是农户家的客厅了。地上铺着大块的石砖，漆黑的、完**露在外的墙壁，墙上有个地方装了只铁环，房间中央摆着一张半是木板床、半是手术台的玩意儿。
从此以后，除了监狱里的空气之外，我还能尝到其他空气吗？这是个大问题，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如果我还有机会获释的话，这才成其为问题。
篇注：
选自《中国长城建造时》初版第九篇，完成于1917年4月。《敲击院子大门》同样是卡夫卡最重要的短篇作品之一，在这篇寓言式散文中，叙述者兄妹俩偶然犯下了某种未经授权的越轨罪行，导致叙述者进入到了某处遵循怪异秩序的空间里，最终很可能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彻底失去了自由。从寓言的最后一句话中，读者才真正了解到，叙述者其实是在监狱中讲述自己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