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意全靠自己的肩膀来支撑。两位小姐在前厅负责打字机和账本，我的房间里有写字桌、财物柜、咨询台、休闲椅和电话机，以上就是我的全部工作设备。如此触手可及，如此易于管理。我年轻得很，生意滚滚而来。我不怨天，我不尤人。
自今年新年的时候开始，有个年轻男人住进了隔壁闲置已久的空屋，他当时毫不犹豫地就租了下来，而我却笨拙地犹豫了很久，到底还是错过了。跟我办公的地方一样，隔壁也是带前厅的小套间，但却额外配有一间厨房。——倘若我成功租下了隔壁的小套间，大概就可以自由使用新的房间和前厅了——要知道，眼下我请的两位小姐有时已经感到负担过重、缺乏空间——可是，多出来的那间厨房对我又有什么用呢？这种琐碎的担忧正是原本十拿九稳的空屋被那人夺走的原因。此时此刻，年轻男人就坐在那里面。哈拉斯[401]便是他的名字。至于他究竟在里面做些什么，我就不清楚了。大门上写的是：“哈拉斯办公室”。我四处打听了一番，有人告诉我，里面开展的是与我类似的业务。明目张胆地警告同行们不要信任他是办不到的，因为这的确是个年轻气盛、拥有雄心壮志的男子汉，他所做的生意，前途很可能一片光明；不过话说回来，理直气壮地要求别人相信他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至少从表面上看，他目前似乎没有任何资产可言。上述讯息通常都是在人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才会抛出来给你的[402]。
有时我会在楼梯上偶遇哈拉斯，每逢这种时候，他手头肯定都有特别紧急的事情，因为他简直是飞一般地从我身边掠过。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他的确切状况，他手里就已经备好了办公室的钥匙。转眼之间，他就将大门给打开了；转眼之间，他已经溜进去了，就像消失在洞口的老鼠尾巴一样。至于我呢，则再一次站在那块写有“哈拉斯办公室”的牌子前面——我读它的次数，远远超过它本应该被我读到的次数。
可悲的薄墙哪，出卖诚实的人，还偏要为那些不诚实的家伙们打掩护。我的电话恰好就装在将我跟邻居隔开的那道墙上。之所以专门强调这点，仅仅因为这是一项令人感到特别讽刺的事实罢了。实际上，哪怕电话装在对面的那道墙上，只要隔壁有心，也还是能够听到一切的。我已经改掉了在电话中提及客户姓名的坏习惯。尽管如此，从那些特征明显但又无法避免的谈话细节中猜出这些名字来，显然也不需要太多心机。——有时候，因为受到这种烦躁情绪的刺激，我会将听筒放到耳边，踮起脚尖，开始在电话机旁边跳舞，可即便这样也无法阻止秘密被泄露出去。
自然，上述一切使我的商业决策变得犹疑不决，讲话的时候，连我的声音也变得颤抖起来。当我在打电话时，哈拉斯在做些什么呢？如果想要表现得非常夸张——不过话说回来，在谈生意时，为了让对方获得一个清晰具体的印象，我们往往不得不这样做——我大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哈拉斯根本就不需要电话，他直接用我的，他将长沙发搬到墙边，随便偷听。我这边的情况却截然不同，我必须在铃声响起时及时跑到电话机跟前，听取客户的各种要求，做出事关重大的决定，进行大量的说服工作——关键是，在整个过程中还要不由自主地透过房间的薄墙向哈拉斯汇报一切。
也许他根本就不会等到电话里的商谈完全结束，而是在对这笔生意的内容有了充分了解之后就直接起身出门，开始依照他自己做事时的习惯，在这座城市里四处活动；也许早在我挂上听筒之前，他就已经在跟我对着干了。
篇注：
选自《中国长城建造时》初版第十六篇，完成于1917年。本篇是卡夫卡最重要的短篇小说之一，在卡夫卡研究中的地位非比寻常，但却经常被普通读者们忽视，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布罗德所加的标题过于简略。假如遵循另一些篇目的命名法则，将其定名为《邻居哈拉斯》，受关注程度或许大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