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希教母的养女长着一张来自远东的、不长不短的脸，发际与眼珠同样乌黑。
她像某种冷血的爬行动物，滑腻、光溜、皮肤上没有孔隙和绒毛，鼻梁并不如姊妹们一般高得突兀。
即便是惊心动魄的瞬间，也不见那两枚本该随着呼吸而翕动的鼻孔，这使得她看起来更加阴鸷，如蛰伏浅湾的毒蛇。
“是的，您说得没错，市长女士，我完全地赞同您。脱衣舞娘是不光彩的事业，可她为了抚养自己所爱的人而忍辱负重地工作，这非常可敬。哪怕他是参议员的儿子，因为平日疏于管理自身而致使本就贫困的女士有娠，这是故意伤害罪。”白马兰坐在转椅上，拨弄着电话线，痛心疾首地叹息道“您一定要去游说，为她讨个说法。她只是同意发生关系，没说想要个孩子，那并非卵精结合的胚胎，那是可耻的寄生物，吃她的肉，喝她的血。”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世界大战结束。
战后极度高压的环境让人望不到尽头，无法自拔的困境、苦恼的深渊和长期的病痛使反创生运动的浪潮席卷半幅世界地图。
人们丧失权力意识，拒绝更困难的任务，继而接受嗜好品带来的昙花一现的愉悦，仿佛那是更广阔的新生活。
现代文明真正地建立了吗？
生命本该相同的重量与意义从未相同。
疾病倾向贫穷，痛苦倾向寒微，世界各地的女性为创生承担程度不同的风险和代价，贵贱有别，苦乐不均，母亲的羊水成为阶级的护城河。
人类族群在前进的过程中屡屡抛弃虚弱的生产者，倾向于快捷、便利而后患无穷的掠夺道路——那是一条怎样的道路？
文明的整体坐标不再具有任何符合逻辑的定点，任何东西都可被放在天平上衡量，女性的生育行为不再充满爱和期待，仅仅只是单纯的繁殖。
快节奏的社会注重‘量’多过‘质’，灵与肉被分离，身和心被割裂，暴力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和解决方式，慕强是国际社会的主旋律——想象一下吧，人类与兽类再无分别，数亿人彼此轧倾、漫涨拥堵，垒就塔尖唯一之人的通天梯：那个人什么都有了，可其她人什么都没有。
这就是强权、垄断和战争带来的后果，这就是自私、懒惰和愚蠢导致的局面。
消极无为顽固地附着于人类生存的精神核心，它固然与安全感相伴，让人们回溯至母父羽翼下无忧无虑的童年，可它也是屈从的序幕，是役使的伪装。
它不期然间露出青面獠牙的忿怒相，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负担，成为时局压迫的产物，将人拖入无望的地狱。
“人工流产也无法挽回事态，议员女士的确提出了赔偿方案，被我否决了。请恕我直言，市长女士，她受到的伤害是既定的事实。人工流产会伤害她的身心，而完成妊娠的后果甚至更严重。当胎儿降生的瞬间，它便拥有了生命，拥有了人权与灵魂。如果它知道自己是个不被期盼的孩子呢？如果它知道自己的出生建立在母亲的被迫服从上呢？”
六十年前，这里是垃圾清运站的休息室。
黑白电视屏幕中播放着国际新闻，历经千难万险回到故土的伤兵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以巨力抨击媒介误导，批评其丧失了民主政治功能。
她们是被战友抛弃、被盟国背叛的边缘人群，她们经受了十五天的军事训练就被遣去登陆场增援特种装甲部队，清除雷区、破坏障碍。
在战场上，用来缝合伤口的是瞬间固化胶，那会导致更大面积的感染和坏死，吗啡则被用作强效止痛剂。
她们没有补给和食物，靠舔食飞机燃油苦苦忍耐饥渴、疲劳和高山反应，她们无法入睡，因为危险就在她们身边：叛逃的男子防卫队成员流窜在外，形成独立的武装团体，偷盗、抢劫、肆意虐杀年轻的人夫，甚至对女性实施性侵害。
她们因此落下残疾，罹患心理疾病并严重的成瘾性问题。
她们活着回到故土，可她们的姊妹再也不会回来了。
报纸和新闻或将她们的形象进一步符号化为施暴者并广为传播；或歌颂她们的牺牲为盟友带来胜利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