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清宫那番定调的话语，随着夏日的热风，似乎也渐渐飘散在官员们“一阵风”的预判里。
天子老了，这是朝野上下心照不宣的共识。
精力不如壮年，手段也趋向宽仁，至少在前些年的光晕下，许多小节确实被默许或轻纵了。
太子殿下仁厚，正等着承继大统，按常理，老皇帝晚年理应与臣子们留些香火情分，平稳过渡，将那些得罪人的、刮骨疗毒的事，留给新君去树立威信才对……
当然，有这些想法的人，都是官场上多用心思做事的。
忠臣要略刊发后的几个月，官场确实肃静了一阵子，奏章里的空话套话少了些，各地也偶有“响应圣训、惩处宵小”的消息报上。
但很多人心底那根弦，又随着时间推移慢慢松弛下来。
毕竟，陛下已是望七之年，还能有多少心力，去追查那无处不在的积弊惰性呢？
不过是文章示警，敲打一番罢了。
风头过了，该怎样，或许还是怎样。
不少人心存侥幸，观望着，等待着这阵“春风化雨”自然止歇。
然而，万历四十九年秋，一道发自西南的奏报，犹如惊蛰前的第一声闷雷，猝然炸响了这种侥幸。
云南曲靖知府吴友仁，在任七年，贪墨矿税、勒索商旅、强占民田，累积赃银逾三万两，更纵容家奴打死控告的彝民头人子弟，险些逼反头人。
此事被新任巡按御史密查实据，直奏中枢。
若在往年，此类边远之地官员的贪腐，或许申饬、降调，甚至以“稳定边疆”为由遮掩过去。
但这一次，奏章抵达御前不过十日，朱批便下：吴友仁“剥民肥己，戕害边氓，赃私狼藉，着即革职拿问，家产抄没。三法司从速严审定拟，不得稍延。”
诏命迅疾如电。
北镇抚司缇骑直下云南，将还在知府衙门饮酒作乐的吴友仁锁拿进京。
审讯雷厉风行，年底之前，吴友仁被判斩立决，于西市明正典刑。
其涉案的胞弟、妻舅、心腹师爷、以及曲靖府内与之勾结的知县、吏目等三十余人，或绞或流，家产一并抄没。
更令人心惊的是，朝廷并未止步于此，以此案为引，督察院与刑部对云南近年钱粮、刑名进行了一番彻查，又牵连出州县佐贰、吏胥数十人，分别予以革职、流放、徒刑等惩处。
一府之案，最终波及上百人，滇地震动。
消息传开，朝野方才凛然一惊，陛下动真格的？
但旋即又有人自我宽慰，毕竟是边陲，毕竟民愤较大，杀一儆百，或许……只是特例？
然而，“特例”很快变成了常态。
万历五十年新年一开年，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大案爆发。
南京户部尚书钱益，留都重臣，清流雅望，却暗中与海外商号勾结，在漕粮改折、库银支放中大肆贪墨，数额巨大。
其手法非常隐蔽，御史们并没有发觉，可是锦衣卫却找到了不对劲的点。
奏陈陛下后，天子直接绕过常规程序，密令南京守备太监协同新任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暗中查证。
待证据确凿，一道圣旨直达南京，钱益被当场锁拿，押解进京。
此案在京城引发了更大的波澜。
钱益门生故旧不少，朝中亦有人为之缓颊，言其“虽有贪渎，然于漕运、库藏亦有劳绩，且年事已高，可否从宽”。
奏疏呈上，乾清宫毫无回音。
不久，判决下达：钱益“位居留都管钥，负朕深恩，贪黩无厌，蠹国病民，罪无可逭。着革去一切职衔，秋后处决。家产尽数抄没，妻孥流放琼州。”
与其勾结的海商，没收出海许可，主犯拿下、下属郎中、主事等数十人，亦分别被处死、流放、革职。
南京户部为之一空。
接连两桩大案，尤其是钱益这样的二品大员被果断处决，彻底粉碎了官员们“一阵风”、“老皇帝心软”的幻想。
他们惊恐地发现，陛下非但没有因年老而昏聩或仁慈，那支朱笔，落下时毫无犹豫，更无半分姑息。
接下来的几年，大明朝开始又重新进入，嘉靖末年、万历初年严政的复现，甚至更为系统、持久。
皇帝似乎在与时间赛跑，又似乎被西北一案彻底激发了沉潜已久的铁血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