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王霸之道——两汉(5)

我们都知道，汉武帝是独尊儒术的始作俑者，用夏曾佑的话来说，就是开始了一场统一宗教的运动。他所谓的宗教，等于是今天所谓的意识形态。中国式的思想统一，往往意味着融合，而不是排斥。汉武帝时的所谓儒术也是这样，它可以说是先秦思想的大杂烩，不仅仅像人们所说的外儒内法，实际上包含了法家、黄老、阴阳、墨家等等学说。无疑，在那个时代，“内多欲而外好仁义”的汉武帝，尊儒往往带有很强的形式化色彩，更多的是借助儒家仪式对王朝的功用。随着王朝历史的演进，统治者逐渐感受到了儒家思想和文化体系对于统治的好处，发现这种思想和文化对于解决政治效忠问题，有着莫大的益处。这对于在效忠和效率这对矛盾中特别在乎效忠的传统国家而言，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儒学与儒术，逐渐变成了儒教。特别是东汉王朝建立以后，朝野上下对于经学的迷恋和对孝悌节义的讲究，已经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皇帝几次三番主持开会，讨论经义问题，虽然是为了给社会定一个官方的标准，但由此可见其重视程度。汉朝的今古文经之争，实际上也是一个儒学经典的文本之争。最后国家不得不将五经刻在石头上，作为官方标准文本公布，让士人遵循。士大夫讲求道德，有时往往并不是在乎这些道德信条的本身，而是借讲求道德而求名。为了追求名节，任何矫情和不近人情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有人可以在父母的墓道里守孝十年，有人屡次推却皇帝的征召，有人要跟妻子过**，都要次次事先声称是为了子嗣计，以便向世人展示，他做这种事情，只是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许多变着花样的孝悌之行，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士林风尚也往往反映在太学生身上。东汉末年太学生不断声援朝中清流，抨击时政，一次次掀起“学潮”。这跟士林讲究名节、激浊扬清的风尚显然有着直接的联系。当然，最本质的问题还在于东汉时期的制度安排和政治运作出现了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统治者对儒家伦理和儒学经义的提倡过了头，太学和各种学校过于膨胀，而选举和征辟又已经完全失去了过去强调行政与司法才能的标准。过去的“四科”只剩下了通经和求道两部分。太学里学生自然也就只有做名节的追求和经义的探究，才有可能出头。学校里出息的渠道，事实上只有进入仕途这华山一条路，当官僚体系变得难以容纳消化这些学生的时候，太学生势必会出现不安和躁动。另一方面，依照官僚与皇权政治的规律，政治运作只能是越来越黑暗，缺乏透明，自然也就越来越背离统治者所讲求的儒家道义和理想框架。当皇帝和2专权的宦官居然将日益稀缺的仕途资源进行买卖的时候（这种行为本身，实际上暗示了原有制度已经失效，官僚资源按原来渠道分配已经出现了巨大障碍），太学生与当道者的激烈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

九、汉代的监察制度

帝国时代的监察制度是秦朝创立的。监察制度与行政司法制度、军事制度一样，是支撑皇权的三大支柱之一。这三者恰好构成了皇权之下的结构制衡。皇权之下的权力制衡，是帝国体制的基本原则，而监察制度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秦朝在中央设御史台，由御史大夫督率从事监察事务，而地方则每郡派一名监御史监察地方官工作。由于文献缺乏，秦朝的监察制度到底是怎样运作的，谁都语焉不详。汉承秦制，同样中央由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统领御史台，负责监察。而地方上则将天下郡国分为13部州，分设刺史监察地方。其运作状况和机构变迁如下：

在西汉初年，由于官僚体制还不够完善，所以行政和监察体系之间的界限还不甚明了。丞相总理朝政，往往也行使监察权，可以随意地弹纠百官。随着官僚制度的逐渐完善，监察权开始集中到监察体系上来，形成了足以制约行政体系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