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抬起头，直视着沈明玥的眼睛，问出了那个盘旋在她心头许久、也让无数南下香港的富商巨贾夜不能寐的问题：“香港是好，自由港，能赚钱，可它位置特殊啊！将来要是有什么变动怎么办？英国人拍拍屁股走了，我们这些华人，不就是最尴尬的？留在这里，真的安稳吗？”
海风似乎在这一刻停滞了。
远处渡轮的汽笛声变得遥远而模糊，花园里隐约传来的孩童嬉笑声也仿佛隔了一层纱。露台上只剩下茶香袅袅，和两个年轻女子之间无声流淌的凝重。
沈明玥没有立刻回答。
她端起那杯已经有些微凉的奶茶，缓缓送到唇边，却没有喝，只是借着这个动作，掩去了眼底一瞬间翻涌的复杂情绪。朱宝婷问的，何尝不是这个年代华人对欧美国家的滤镜造成的？
只是她的答案，是经过几十年后，前世国家发展起来后，欧美国家滤镜破碎后，自然而然得出的准确答案。
她放下杯子，瓷器与托盘发出清脆的磕碰声。
“宝婷，”她开口，声音不高，却异常清晰，每个字都像浸过了冰水，冷静得近乎残酷，“你刚才说的那几条路，在我眼里，没有一条是容易的。它们每一条，都布满了我们看不见的荆棘和陷阱。”
朱宝婷呼吸一滞。
“先说美国。”沈明玥目光平静，像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事实，“我在香港高尔夫俱乐部打球时，认识一位在伦敦政经读书，非常优秀的华人教授，姓陈，是研究经济史的。
他学术造诣极高，是学院里公认的才子。可每次他搞学术沙龙，那些白人教授、学生围在一起高谈阔论时，他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面前放着一杯永远没人来碰的香槟。
不是他们不‘尊重’他，相反，他们对他彬彬有礼，甚至有些过分的‘客气’。可那种客气，是划清界限的客气，是‘你永远不是我们中的一员’的提醒。他的论文再出色，顶刊的发表机会也总是优先给那些资历浅得多的白人同事。他努力了十年，想进入那个核心的、能影响决策的教授委员会，可每次投票，他都以‘需要更多时间融入’的理由被拒之门外。”
她顿了顿，看着朱宝婷有些发白的脸：“这还只是学术圈，一个相对‘文明’的地方。到了商界、政界，只会更露骨。我们的钱到了美国，就是砧板上的肉。‘敌产清查’、‘税务调查’、‘反垄断法’……随便一个名目，就能让外来者倾家荡产。
更别说那些顶级的私人俱乐部、常青藤名校、核心的银行与投行，他们的大门，永远不会真正向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华人敞开。在那里，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将是‘模范少数族裔’——永远勤奋，永远守规矩，也永远在玻璃天花板下，看着别人登堂入室。
宝婷，那种‘自由’和‘机会’，是白人的，不是我们的。去那里，是自断根脉，是主动跳进一个华美而坚固的、难以打破的牢笼。”
朱宝婷张了张嘴，想反驳，却发现自己喉咙发干，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她想起父亲那些在美国有生意的朋友，提起某些隐性的限制时那种隐忍的屈辱，想起母亲那些去了英国的阔太牌友，抱怨在伦敦高级商店遭到的、隐晦而冰冷的打量。
“那……英国呢？”她声音干涩地问。
“英国？”沈明玥唇角浮起一丝极淡的、几乎算得上讽刺的弧度，“那是一个更讲究‘体面’和‘血统’的围城。
阶级森严，门第观念比美国更甚。一个华人，即使你富可敌国，在那些老牌贵族眼里，也永远是个‘有趣的暴发户’、‘东方的客人’。
你进不了他们的核心社交圈，你的孩子进不了最顶级的公学，你永远在‘被观察’、‘被评估’，却永远‘不够格’。
更现实的是，英国经过这场大战，早已是外强中干，元气大伤。他们现在对带着钱去的‘新钱’客气，是客气我们口袋里的英镑、美元。
等我们的价值被利用得差不多了，或者时局有变，我们这些没有根基的‘外来者’，往往是最先被牺牲的。伯母喜欢的‘老贵族派头’，是需要几代人的血统、联姻和经营来维持的，我们单靠钱，买不到，也挤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