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

大家都知道贵州北部有一座重镇——遵义城。在中国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再次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因此遵义这个城市便广为人知。可是您知道吗，遵义还有一个光荣与别致的称号——“转折城”。

她为什么得此光荣的美称呢？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这个别称的由来。

前文书咱们说过，自从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创立革命根据地之后，蒋介石先后出动近百万兵力，发动了五次围剿。一、二、三次反围剿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红军采用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共歼灭敌人八万余人。第四次反围剿，也是采取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也击退了蒋匪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可是左倾机会主义代表王明，却把毛泽东排挤在中央领导岗位之外，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根据地，走上了长征之路。就这样，左倾路线还没接受教训，一再坚持错误地指挥，当红军到达遵义的时候，人数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五千人，红军和中国革命都面临着夭亡的威胁。在这紧急时刻，毛泽东向王稼祥和张闻天提出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我们应该趁红军在遵义休整时期，彻底清算左倾军事路线和机会主义的错误了！”

两个人都赞同毛泽东的主张，王稼祥更是神情激动：“老毛，我和你一起向中央提出这个建议。”

清算左倾军事路线和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很快中共中央决定：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日，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出席这次会议的正好是二十人。他们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张闻天。候补委员是：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邓小平、李富春和伍修权。共产国际的代表李德，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博古做报告。博古本应该在报告中检查自己执行左倾军事路线和机会主义的错误，可是他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句话：“红军的失利归根到底是敌强我弱，存在很多客观原因。”

他的这个态度怎么能让与会者接受呢？博古的话音刚落，张闻天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博古同志，你的报告避重就轻啊，敌强我弱是事实，但是指挥上的严重问题，你怎么只字不提呢？”

王稼祥接着批评：“敌强我弱是不争的事实。可同样是敌强我弱，毛泽东同志指挥的时候，怎么能以弱胜强呢？”

“他这个......”博古瞪着眼睛，嘎巴了两下嘴唇答不上话来了。为了缓解尴尬的界面，周恩来站起身来：“刚才，博古同志做了总结报告，我从军事方面作一个报告，也是一个副报告。”

其实从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来，尤其是反围剿以后，军事工作一直是第一位的。您说他要做的军事报告能不重要吗？只是周恩来一贯谦虚，从不争权夺势，才把自己的报告说成是付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了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军事领导的错误，主要是三人团决定的，我是三人团成员，我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听到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张闻天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做正式发言。张闻天的发言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且博古、李德还在试图推脱罪责的本质。”

张闻天的发言引爆了与会者积压多日对“左”倾领导的不满和怨气。但这是政治局会议，不是谁都可以随便发言的，大家都把目光看向了毛泽东，希望他能代表大家吐露心声。毛泽东站起身来，环视了一下与会的众人，最后把目光落在博古和李德两个人身上：“李德同志在军事指挥上犯有严重地冒险主义和教条主意的错误，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考虑行军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毛泽东语重心常地指出了第五次反围剿已来红军失败的原因：“左倾主义路线采用‘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策略，乱打一气，拼掉了红军的大部分力量。在失败以后，又采取了‘打不赢就逃’的策略，一逃就惊慌失措。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的过程中，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把大手一挥：“李德和博古的领导方法极端的恶劣，李德同志包办了军委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并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因而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被抹杀了。军委内部及各军团首长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博古和李德是徒然的。”

毛泽东的发言高屋建瓴，富有说服力，获得了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有力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素来谦逊稳重、宽厚慈祥的朱德，也声色俱厉地追究起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他大声质问李德：“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怎么打仗？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周恩来在发言中也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他严肃地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我提议，请毛泽东同志重新回到军委领导岗位来。”

红九军团中央代表凯丰当时对毛泽东不太服气，遵义会议之前他就四处活动，拉拢人心。他曾找到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三番五次地劝他支持博古，但遭到了聂荣臻的拒绝。开始凯丰仍然不死心，今天在会上，他又指责毛泽东：“我对让毛泽东重回军委持保留意见，因为他打仗的方法一点都不高明，他就是照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的，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怎么能让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来领导呢？”

毛泽东当即反驳凯丰：“打仗当然要知道孙子兵法了。我到要问问你，你知道孙子兵法有几章吗？正是因为你们不懂孙子兵法，才把仗打成今天这个样子。你说我不懂马克思主义，那么你能说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什么？打仗之事，敌我形势那么紧张，怎能照书本去打！我并不反对理论，它非有不可，可是一定要把马列主义当作行动指南，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决不能变成‘书本子主义’！”毛泽东话引来了阵阵掌声，再看李德，就跟被霜打了的茄子似的，蔫坐在门旁。